诗从远处落笔，开篇便是忆旧。前四句诗在写法上有几点值得体味：第一，句式灵活。首联中的地名放在句首，颔联中的地名便放在句尾；第二，景与事相容，然亦各有轻重隐显之别。首联偏于绘景，“事”则是暗寓其中；颔联以叙事为主，然而“乱山古驿”、“小市孤城”，却也是笔墨如花；第三，散而不散。这四句诗写了四个不同的地点、景象、事件，然而其中活动着同一个人物，即诗人自己，贯穿着同一个内容，那便是二十几年前诗人从戎南郑。所以，只要将人物与背景融入到诗中，就感到它们犹如一气呵成的四个镜头，而且似乎只有这样，才能酣畅淋漓地描绘出“忆昔轻装万里行，水邮山驿不论程。”的生活与气概。同时，还可以体会到那些不断闪过的镜头中，所包含的幽美抒情的已经。三四两句虽然写了“乱山古驿”、“小市孤城”，然而一“经”一“宿”，顺流而下，一气贯注，非但没有艰难寂寞之感，反而衬托出意气昂扬、关山飞度之势。因此，诗的前半虽然都是忆旧，又是一句一个地名，但是并不显得呆板、累赘，读来只觉得事真景切，活泼流走，而且那字里行间还流露出无限神往的情味。这又为下文打下了基础。

诗的颈联用“晚岁”二字领起，从“旧”转到“今”。“犹思”二字，表明了诗人执着报国的心愿。“当时那信老耕桑”一语补叙了这一点，写的极为沉痛。这一句的出现，不仅将昔日之心和盘托出，而且又从另一个侧面强调了今日之志。于是诗人的悲愤，诗人对理想的执着便跃然而出。岁月蹉跎，壮心有在，而今荒村雪夜，寒灯独坐，看着这委于尘埃的绿沉、金锁，回首往事，“许国虽坚，朝天无路，万里凄凉谁寄音”（《沁园春·三荣横溪阁小宴》），更加令人黯然神伤。

这首诗题为《雪夜感旧》，写法是先写“旧”，后写“今”，篇终点出“雪夜”。“雪洒寒灯泪数行”，既是点题，也与首句暗中呼应，原来是眼前的“雪洒寒灯”之夜，将诗人的思绪引到昔日的桦烛飘香之夜，往事历历，感慨不已，写得回环往复而又思致清晰。诗的前半忆旧，轻快流畅，后半写今，沉郁悲慨。但都是十分真实地描绘了诗人不同时期的思想风貌，不同之中又有着共同的基础，那就是诗人永不衰竭的报国热枕。正因为如此，两种风调，两种笔势，浑然成篇，相互烘托。感情上的辩证统一，与写作技巧上的变化相反相成，达到了水乳交融、相得益彰的境界。这种艺术境界的取得，恐怕不能仅仅归之于诗人的技巧，更主要的还是源于诗人的经历与报国深情。

这首诗可分为三部分。第一部分自首句到“吏能”句，是讥时，讥刺宋神宗，王安石对外开边，对内变法，本想富国强兵，结果事与愿违。神宗即位不久，鉴于宋王朝同辽国和西夏的屈辱和约，有增强兵备，“鞭笞四夷”之意，先后对西夏和南方少数民族用兵，故此诗前八句首先讥刺开边。为了铸造铜制虎符，调发军队。已“椎破（以椎击破）铜山”，大量采铜，可见征调军队之多，这是夸张的写法；但熙宁七年（1074）九月置三十七将，皆给虎符，则史有明文记载；这一年八月遣内侍征调民车以备边，十一月又令军器监制造战车，“伐木作车轴”也是事实；取鼍皮以张战鼓，虽史无明文，但征集牛皮以供军用却与此相似。而这一切征调，谁也不敢怠慢，否则就有资斧（利斧）之诛。苏轼并不反对抵抗辽国和西夏，他青年时代就表示要“与虏试周旋”（《和子由苦寒见寄》），就在写这首诗前不久还表示“圣朝若用西凉簿，白羽就能效一挥”（《祭常山回小猎》）；但是，他反对“首开边隙”，反对为此而开矿、置将、伐木、取鼍，加重百姓负担，闹得鸡犬不宁。

“保甲”四句是讥刺新法的。“团未遍”，写保甲法因遭到一些老百姓的抵制（有人为了不作保丁而截指断腕），还未完全组织起来。“方田”写方田均税法，丈量土地，均定献税，引起民间诉讼纷纭。“手实”写令民自报土地财产，作为征税根据，“尺椽寸土，检括无余”（《宋史·吕惠卿传》），这就是“抉剔根株穷脉缕”的具体内容。“诏书”二句是对第一部分的小结。这些诏书表现了宋神宗对民间疾苦有深厚的哀怜同情之心，但这些新法一个接一个地颁布，事目繁多，吏能浅薄，并未取得实效。纪昀称这两句是“诗人之笔”，意思是说它怨而不怒，哀而不伤，没有把矛头直接指向皇帝。但却深刻地揭示了宋神宗、王安石的主观愿望同客观效果的矛盾。

第二部分自“平生”句至“更望”句，是自嘲。熙宁二年（1069），苏辙因反对王安石变法而罢制置三司条例司检详文字，神宗问王安石：“苏轼如何，可使代辙否？”王安石不赞成，认为他们兄弟“学本流俗”。“众里笙竽”，即《韩非子·内储说》所载滥竽充数一典的活用。第二部分的前四句是说：他早被王安石判为“学本流俗”，像滥竽充数一样，平庸得无可比拟；现在突然要他担任密州知州，作地方长官，独奏一曲，这就像要南郭先生单独吹竽一样，怎么吹得好呢？这是从主观上说的，接着又以“况”字领起，进一步讲客观上的困难：密州仍然旱灾、蝗灾不断，老百姓饿得以草木泥土充饥，作为知州的诗人自己也“斋厨索然，不堪其优，日与通守刘君廷式，循古城废圃，求杞菊食之”，过着“揽草木以诳口”的生活（《后杞菊斌》），更谈不上置酒宴、赏舞听歌了。“红裙踏筵舞”，是从韩愈《感春》“艳姬踏筵舞，清眸刺剑戟”句化出。

“故人”句至末句为诗的最后一部分，是答“故人”（刘孝叔），戏语连篇，尤为曲折多姿。当时，已经提举崇禧观，过着隐居生活的刘孝叔多次寄书劝苏轼“当归”。苏轼同朋友开玩笑说：他虽“学本流俗”，是“众里笙竽”，但总比那些盗食太仓之粟的雀鼠即贪官污吏好得多。他们都做得官，却要他像南朝陶弘景那样脱朝服挂神武门，辞官不干了。这既回答了故人“当归”之劝，又嘲笑了当时一些无能的官吏。接着他称颂刘孝叔在朝直言敢谏，有补于世，及见朝廷遗使（冠盖）扰民，就立即自请提举宫观，归隐湖山；但“小隐隐陵薮，大隐隐朝市”（晋代王康琚《反招隐诗》），要过隐士生活也不一定非弃官不可。这样既赞美了刘孝叔的“高踪”，又为他暂不归隐作了辩护。最后又转圆说，前一年相聚时已闻其道之大略，他定将弃官，到刘孝叔处完成这段学业，只怕俗缘未尽，未必能睹刘孝叔之大道。或进或退，他正惶惶不定，有望故人教以安心之法。据《景德传灯录》载，慧可对达摩说：“我心未宁，乞师与安。”达摩说：“吾与安心竟。”末句即用这一佛典。

这是一首七古。范梈说：“七言古诗······须是波澜开合，如江海之波，一波未平，一波复起。又如兵家之阵，方以为正，又复为奇，方以为奇，忽复为正，奇正出入，变化不可纪极。”（见《仇注杜诗》卷一引）苏轼这篇七古就具有上述特点。第一部分讥刺新法，语言相当尖锐，却以“诏书”二句收住，揭露既深刻，又不失诗人忠厚之旨。然后顺手拈出王安石对他的职责，转入自嘲，转得既陡峭又自然。既是流俗、滥竿，就难于胜任独当一面的知州，何况又是灾伤连年的地方。苏轼的话看似自谦，实际却回驳了“流俗”的指责。时局和他的处境既是这样艰难，原本应接受故人“当归”的劝告，但作者却一波三折地反复申诉“未肯衣冠挂神武”，这就是“变化不可纪极”，这就是“东坡诗推倒扶起，无施不可。”（刘熙载《艺概》卷二）苏轼诗长于比喻，这首也不例外，如以“纷如雨”喻诉讼之多，以“抉剔根株穷脉缕”喻“手实之祸，下及鸡豚”，以白羽喻白云等。特别是“平生所学”四句，纪昀特别称许说：“妙于用比，便不露激讦之气。前人立比体，原为一种难着语处开法门。”这四句本来牢骚甚重，但由作者以“众里笙竽”坐实“流俗”的指责，以“独奏凤将雏”比喻任知州，反而显得风趣、幽默，“不露激讦之气”了。

缭绫是一种精美的丝织品，用它做成“昭阳舞人”的“舞衣”，价值“千金”。这首诗的描写，都着眼于这种丝织品的出奇的精美，而写出了它的出奇的精美，则出奇的费工也就不言而喻了。

“缭绫缭绫何所似？”诗人以突如其来的一问开头，让读者迫切地期待下文的回答。回答用了“比”的手法，又不是简单的“比”，而是先说“不似……”，后说“应似……”，文意层层逼进，文势跌宕生姿。罗、绡、纨、绮，这四种丝织品都相当精美；而“不似罗绡与纨绮”一句，却将这一切全部抹倒，表明缭绫之精美，非其他丝织品所能比拟。而配与它相比的事物，诗人找到了一种天然的东西——“瀑布”。用“瀑布”与丝织品相比，唐人诗中并不罕见，徐凝写庐山瀑布的“今古长如白练飞，一条界破青山色”，就是一例。但白居易在这里说“应似天台山上明月前，四十五尺瀑布泉”，仍显得新颖贴切。新颖之处在于照“瀑布”以“明月”；贴切之处在于既以“四十五尺”兼写瀑布的下垂与一匹缭绫的长度，又以“天台山”点明缭绫的产地，与下文的“越溪”相照应。缭绫是越地的名产，天台是越地的名山，而“瀑布悬流，千丈飞泻”（《太平寰宇记·天台县》），又是天台山的奇景。诗人把越地的名产与越地的名山奇景联系起来，说一匹四十五尺的缭绫高悬，就像天台山上的瀑布在明月下飞泻，不仅写出了形状、色彩，而且表现出闪闪寒光，耀人眼目。缭绫如此，已经是巧夺天工了；但还不止如此。瀑布是没有“文章”（图案花纹）的，而缭绫却“中有文章又奇绝”，这又非瀑布所能比拟。写那“文章”的“奇绝”，又连用两“比”：“地铺白烟花簇雪”。“地”是底子，“花”是花纹。在不太高明的诗人笔下，只能写出缭绫白底白花罢了，而白居易一用“铺烟”、“簇雪”作比，就不仅写出了底、花俱白，而且连它们那轻柔的质感、半透明的光感和闪烁不定、令人望而生寒的色调都表现得活灵活现。

诗人用六句诗、一系列比喻写出了缭绫的精美奇绝，就立刻掉转笔锋，先问后答，点明缭绫的生产者与消费者，又从这两方面进一步描写缭绫的精美奇绝，突出双方悬殊的差距，新意层出，波澜叠起。

“织者何人衣者谁？”连发两问，“越溪寒女汉宫姬”，连作两答。生产者与消费者以及她们之间的对立已经非常明显。“越溪女”那么“寒”，却不给自己织布御“寒”，就因为要给“汉宫姬”织造缭绫，不暇自顾。“中使宣口敕”，说明皇帝的命令不可抗拒，“天上取样”，说明技术要求非常高，因而也就非常费工。“织为云外秋雁行”，是对上文“花簇雪”的补充描写。“染作江南春水色”，则是说织好了还得染，而“染”的难度也非常大，因而也相当费工。织好染就，“异彩奇文相隐映，转则看花花不定”，其工艺水平达到如此惊人的程度，那么，它耗费了“寒女”多少劳力和心血，也就不难想见了。

精美的缭绫要织女付出高昂的代价：“”然而，“昭阳舞女”却把缭绫制成的价值千金的舞衣看得一文不值：“”这种对比，揭露了一个事实：皇帝派中使，传口敕，发图样，逼使“越溪寒女”织造精美绝伦的缭绫，就是为了给他宠爱的“昭阳舞人”做舞衣。就这样，诗人以缭绫为题材，深刻地反映了封建社会被剥削者与剥削者之间尖锐的矛盾，讽刺的笔锋，直触及君临天下、神圣不可侵犯的皇帝。其精湛的艺术技巧和深刻的思想意义，都值得重视。

这首诗也从侧面生动地反映了唐代丝织品所达到的惊人水平。“异采奇文相隐映，转侧看花花不定”，是说从不同的角度去看缭绫，就呈现出不同的异彩奇文。这并非夸张。《资治通鉴》“唐中宗景龙二年”记载：安乐公主“有织成裙，值钱一亿。花绘鸟兽，皆如粟粒。正视、旁视，日中、影中，各为一色”，就可与此相参证。

此诗为李白自制歌行，用来送他的朋友岑徵君到嵩县鸣皋山隐居，故曰“鸣皋歌”，而以“送岑徵君”为其副题。同时李白还写了一首《送岑徵君归鸣皋山》，其中说到岑徵君乃相门之后，家世显赫，但也多次遭到迫害，促使岑徵君早就萌发了隐居的念头。眼看着自己的朋友就要离开宋州的梁园到嵩县鸣皋山去隐居了，面对着漫山遍野的皑皑白雪，诗人的心情特别“烦劳”。一种“天长水阔厌远涉”，一种“将登太行雪满山”的感觉涌上心头。在诗人的想象中，从宋州梁园到嵩县鸣皋山竟是如此艰难和可畏。于是组成了“洪河凌兢不可以径度”，至“挂星辰于岩嶅”一段描写。这是经由“烦劳”的特殊心态幻觉出来的一连串意象语汇，渡越冰封雪冻的河流是那样艰难；鸣皋山是那样的令人向往，却又那样难以企及；大自然的“天籁”之音，也变得嘈杂难听；素裹银装的群山绵延起伏，犹如大海中长风掀起的巨浪令人生畏；甚至那些伏居深山，跳跃于“危柯振石”间的珍稀动物，也不能不“骇胆栗魄，群呼而相号”了。暗示出岑勋此时到鸣皋山隐居，实在不是一件愉快的事。“送君之归兮”至“愀空山而愁人”，笔锋一转，才正式进入送行的叙述。先记送行的情景：“交鼓吹兮弹丝，觞清泠之池阁”，酒酣耳热，丝竹并奏之情如见；接着赞岑徵君的为人：“扫梁园之群英，振大雅于东洛”，作文赋诗，风流儒雅之态可想而知；再想象其幽居的乐趣：“盘白石兮坐素月，琴松风兮寂万壑”，回归自然，抱朴含真之趣可亲，继而是对友人深情的关注与怀念：“块独处此幽默兮，愀空山而愁人”。诗人想象中的鸣皋山，并不是“两岸桃花夹去津”的桃源乐土，而是有虎啸、有龙吟，有“冥鹤清唳，饥鼯呻嚬”的充满着躁动不安和不平之鸣的世界。这里诗人以暗示、对比、烘托等手法，暗示山居野处，虎卧龙潜，遗世独立，并非最佳之所。

至此，李白的激情又一次爆发出来，于是有了“鸡聚族以争食”，至结尾的第三段文字。像岑徵君这样的志士只能遗世独立于山中，而鸡鸣狗盗之徒却窃踞魏阙。因此诗人发出了高亢激越的音响：“若使巢由桎梏于轩冕兮，亦奚异乎夔龙蹩于风尘。”这是古今志士的一种宿命。所谓“济水自清河自浊，周公大圣接舆狂”（李颀《杂兴》）。清者自清，浊者自浊。巢由与夔龙尚且不能勉强凑合在一起，更何况与鸡鹜争食，与蝘蜓混居。于是接着又引申包胥与鲁仲连为例，说明岑徵君不愿学，亦不必学。他遗弃了沽名耀世的殊勋与荣誉，却获得了人生的解放与自由。这里的“吾”，不是李白自谓，而是代岑徵君立言。此时的李白已经化为一只白鸥，并借岑徵君之口，邀约他早一天也能飞到鸣皋山去。那时，他也就可超越尘世的束缚而遨游于天地之间了。

这是一首骚体诗。骚体诗自魏晋后沉寂了四五百年，在李白笔下，又一次以崭新的面貌呈现在读者面前。这首歌行的句式、语言、音节、韵味，那种酣畅淋漓，纵横驰骋，惊心骇目，声势夺人的气魄，以及那些借助于含混、暖昧、朦胧的意象所形成的梦幻般的艺术效果，是李白的独创。而选择这种古老的文学形式，是因为他此时的遭遇和心境太像屈原了。

这篇诗文可分为三层，起首至“惟酒是务，焉知其余”为第一层。作者以如椽之笔，勾勒了一位顶天立地、超时超空的“大人先生”形象。他，“以天地为一朝，万期为须臾”，缩长为短，缩久远为一瞬，比庄子笔下的“以久特闻”的彭祖和“以八千岁为春，八千岁为秋”的大椿，越出几万倍。作者展开想像的翅膀，站在宇宙、天体的高度，俯视地球、人世的变幻，自然感觉渺小微末，那何必斤斤于一旦之交，汲汲于一夕之化。他，以“日月为扃牖，八荒为庭衢”，缩大为小，缩旷远为门庭，其胸怀之广阔，其眼界之高远，超尘拔俗，连庄子笔下的“绝云气，负青天”“抟扶摇羊角而上者九万里”之大鹏，亦不能望其项背。以上四句，既突出“大人先生”之高大无比，横空出世，又为后文展示其“德”铺设一幅特大的背景。接着叙写“大人先生”的衣食住行，茕茕独立，不同凡响：“行无辙迹，居无室庐，幕天席地，纵意所如”，既然日月、八方只像扃牖、庭衢那么可以自由出入，普通车马何能载乘，普通室庐何能盖蔽，他——大人先生，豪放、脱羁，天当幕被，地当茵席，纵意所如，随心所欲，这可以说已达到庄子所论说、描叙的“逍遥游”境界了。至此，作者的笔触由虚而实，由前四句的空灵，到此四句的概述，再具体延伸到大人先生的“动止”，从而引出“酒”字，切入正题。他已不是一般的痛饮，而是狂饮。无论是静止时分还是行动时刻，不是“操卮执觚”，就是“挈榼提壶”，始终与酒为徒，“惟酒是务”。史载刘伶出门挂酒榼于车，令人荷锄随之，曰“死便掘地埋我”。这可以作为上面几句话的注脚。可见这个“大人先生”既是刘伶所向往的傲然世俗、卓然迥立之理想人物，也蕴含着刘伶本人的性格和影子。而“惟酒是务，焉知其余”，看似超然物上，不屑与营营碌碌、争名夺利之世人为伍，但是举杯浇愁愁更愁，这里面却也或多或少发泄了不满现实的牢骚，包藏着嫉世愤俗的情愫。

第二层从“贵介公子”到“是非蜂起”，提出“大人先生”之对立面对其狂饮所作出的反响。围绕“酒”字，展开了饮与反饮的矛盾冲突，使文章波折起伏，激荡回转。“贵介公子”是既得利益者，无疑要维系其富贵利禄的名教礼法；而插笏系绅的官宦，作者称其为隐居的“处士”，这里不无讽刺之意，他们自然也要捍卫其赖以进阶的礼教法规。这些人不能容忍有近似疯狂的酒徒在一旁破坏、藐视礼俗大法。因而，“闻吾风声，议其所以”，一“闻”即“议”，显示了这些人狭隘的心胸和饶舌的伎俩；“议”之不过瘾，乃至于“奋袂攘襟，怒目切齿”，作者连下“奋”、“攘”、“怒”、“切”四个动词，活画出这批入围而攻之、气势汹汹的狰狞面貌。他们“陈说”的核心，自然是“礼法”，一时间，唾沫横飞，“是非”之说，蜂拥而起。根本没有直率之人的立足之地，没有耿介之士的容身之处。以上的描述，绝不是作者的随意想像，而是对当时黑暗腐败政治的一种概括和反映，真切而动人。

第三层，写“大人先生”对公子、处士攻击的回答。如果据理力驳，对这批沉湎礼法之徒，无可理喻，反而有损“大人先生”之旷达本性，倒不如反其道而行之，以率真的行为来冲破他们的名教礼法，大人先生于是索性变本加厉，不是一杯接着一杯、文文雅雅地喝，而是“捧罂承槽，衔杯漱醪”，多么的粗鲁狷狂，简直是满口满脸、满头满身都浸淫于酒了。不仅如此，饮酒的姿态也随之而变，坐则“奋髯箕踞”，越礼犯分；卧则“枕曲藉糟”，无法无天。大人先生心安理得，“无思无虑，其乐陶陶，兀然而醉”。这一系列倨傲不恭的行为，无疑是对那所谓的礼教的最大挑战，也是对“公子”、“处士”的最大棒喝。别看这些正人君子似乎春风得意，日日奔走于利禄，汲汲钻营于宦途，但神伤虑竭，尔虞吾诈，哪有先生那么陶然自乐。笔触至此，已切入“德”字。接下去，作者借醉态进一步扩展、申发“酒德”。醉是醉得那么“兀然”，毫无知觉；醒是醒得那么“恍尔”，心朗胸清。这里虽醉犹有三分醒，已醒还带三分醉。他的感官因此异于常人：听觉是“静听不闻雷霆之声”；视觉是“熟视无睹泰山之形”；触觉是“不觉寒暑之切肌，利欲之感情”。写听觉、视觉只是描绘醉态，是一种陪衬，目的是烘托出大人先生不为利欲撼情，甘居淡泊的高尚品德。《评注昭明文选》说：“酒中忘思虑，绝是非，不知寒暑利欲，此便是德。”评得非常确切。作者笔下的“大人先生”于已是“不闻”“不睹”“不觉”，而对人却看得异常透彻：“俯视万物，扰扰焉如江汉之载浮萍”，世上万物是那么地乱七八糟漂泊无定，有什么可留恋一顾的。尔等公子、处士犹如蜾赢、螟蛉这样渺小的东西，何能长久。既称公子、处士为“二豪”，却又比喻为虫子，是极妙的讽刺，极度的蔑视。这一层的词意似乎多为自我解嘲，不辨是非，而通观全文，却是嘻笑怒骂，痛快淋漓，泾渭分明，是非自辨。那位“大人先生”虽沉湎于酒，却不沉湎其心，酒德由是而兴；而那公子、处士虽不沉湎于酒，却沉湎于札法，满口的说教越显示出他们的无德。所谓的“有德者”最无德，所谓的“无德者”最有德，正是这篇文章的题旨所在。

这篇骈文全篇以一个虚拟的“大人先生”为主体，借饮酒表明了一种随心所欲，纵意所如的生活态度，并对封建礼法和士大夫们作了辛辣的讽刺。语言形象生动，清逸超拔，音韵铿锵，主客对峙，铺叙有致，文气浩荡，笔酣墨饱，有飘然出尘，凌云傲世之感。作者把那些“贵介公子”，“缙绅处士"们的丑态和“大人先生”“无思无虑，其乐陶陶"的悠然自在相对比，达到了鲜明的讽刺效果。作者极力渲染了酒醉后的怡然陶醉之感，视缙绅公子们如虫豕一般，于不动声色之中作了尽情的嘲讽。

诗的前两句，作者先交待了牧童到远处放牛的原因。“绕村四面禾黍稠”，村子周围都是庄稼地，禾苗长势正好，为了避免牛群祸害庄稼，牧童只好到远处放牛，这两句在逻辑上采用了倒置的手法，先写果后写因，突出了“远牧牛”这个结果，后文也正是围绕牧牛展开。

“陂中饥鸟啄牛背，令我不得戏垅头。”牧童把牛赶到了水草丰美的河边陂岸，本来是想让牛专心吃草，不用担心它们会糟蹋庄稼，这样他就能和伙伴们一起嬉戏玩耍了。结果，陂中有很多饥饿的水鸟，它们不停地落在牛背上啄食虫虱，牧童不得不留下来看顾牛群，不停地驱赶鸟雀，其郁闷的心情可想而知。这两句写出了牧童抱怨的情绪。

“人陂草多牛散行，白犊时向芦中鸣。”因为陂中“草多”，所以牛群时常走散，在芦苇丛中的白色牛犊还不时地抬头朝空中长鸣。这说明牧牛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但在儿童眼里，这艰苦的劳动里倒也有不少乐趣。正因为牛群走散，牧童们必须分开寻牛。为了彼此联络，告知对方自己所在的位置，他们“隔堤吹叶应同伴”；为了管束牛群，牧童还要不时地“还鼓长鞭三三四声”。这两句把寻牛、赶牛的过程写得生动有趣，富有立体感与生活感。

诗到这里，还只是单纯的叙事写景，除了生活情趣的盎然和儿童的天真娇憨之态令人印象深刻，似乎也没什么特别之处。但是，张籍的乐府诗往往会在有限的篇幅中叙写情事，只在篇尾以二句话作结，正符合白居易在《新乐府序》中对新乐府诗歌的创作要求：“首句标其目，卒章显其志，诗三百之义也。”

“”牧童一边挥鞭，一边警告牛群：“你们不要再继续打斗了，否则一旦被官府发现，就会有官兵来截断你们头上的角。”以官兵来恐吓牛群，足见牧童心性的天真、单纯。

全诗自然清新，构思新颖，以儿童天真的口吻揭露了黑暗的社会现实，达到了更强烈的讽刺效果。

这首五言古诗凡四十八句二百四十字，依照传统的分法，前廿六句为第一部分，后廿二句为第二部分。第一部分写自奉诏入京到遭谗被逐后的经历与心迹。这一部分先以六个诗句从东晋名臣谢安的事迹引入。谢安字安石，四十余岁出仕，官至宰相，死后赠太傅，故诗篇首句称“谢太傅”以表敬重。《世说新语·识鉴》记“谢公在东山畜妓”，刘孝标注引宋明帝《文章志》曰：“安纵心事外……每畜女妓，携诗游肆”。诗歌次句“携妓东山门”即指此而言。“楚舞”、“吴歌”二句是以夸张的笔墨描写谢安携妓出游，“醉碧云”形容江南女子舞姿优美，绚人眼目，使碧空的晴云也为之沉醉；“断清猿”形容江南女子歌喉软媚，婉转耳际，使凄清的猿鸣也为之息音。李白以此二句极写谢安隐居东山的逍遥佚乐，是为谢安此后出山为政建立功绩作有力的反衬。于是接写谢安不久即为了百姓起而从政，并在“谈笑”之间使百姓得到安宁。谢安在当时以镇静从容的气度著称。《世说新语·雅量》第三十五条及《晋书·谢安传》均记述了谢安怡然自若地指挥了决定东晋存亡的肥水之战，而肥水之战的胜利使东晋王朝羸得了一段相对的稳定时期。“谈笑安黎元”一句当暗指此。这六个诗句全由开篇的“尝高”二字统起，“高”即推崇敬佩，鲜明地表现出诗人对谢安能隐能仕的敬崇之情。以下“吾亦爱此人”一句与篇首“尝高”二字呼应，结住了对谢安的称颂，引出以下自己奉诏入京之事。“丹霄”即天空，此句意为希望在天空翱翔，喻希冀在政治上大有作为，此即指被征入朝的心情。玄宗的征召使李白极度兴奋，以为自己终于“遭逢”到玄宗这个“圣明主”，故而他大胆地向玄宗进献国家“兴亡”之“言”。然而李白一片赤诚报国的忠心招来的却是谗言和谤语，所以接着的“白璧”、“青蝇”两个诗句，通过典故写自己清白的心地无辜受谤。“青蝇”指谗言毁人的小人，语出《诗经·小雅·青蝇》：“营营青蝇，止于樊。岂第君子，无信谗言”。“营营青蝇止于棘。谗人罔极，交乱四国。汉朝王充《论衡·累害》又以“青蝇所污，常在素练（白绢）”喻奸邪诬陷忠良。至初唐陈子昂更有“青蝇一相点，白璧遂成冤”（《宴胡楚真禁所》）的诗句，“素”转为“白璧”，且更强调被污之冤。李白化用前人诗句、文句，写出“白璧竟何辜？青蝇遂成冤”的名句，进一步道出“青蝇”之有意点污与“白璧”之无辜受害，其愤激之情、痛切之意大大超过前人。冤狱既成，李白只能被逐出京，于是以“一朝”、“十载”两个诗句记此。“京国”指京城长安，“梁园”本汉代梁孝王所建的游苑，故址在今开封市东南。李白出京后漫游四方，常住梁园，此处又可泛指漫游所历之地。这是一组对偶句，对仗之中，“一朝”与“十载”是时间上的对比，一强调离京之速，一极言漂泊之长；“京国”与“梁园”是空间上的对比，配以“去”、“客”两个动词，突出了诗人以“京国”却不得不离去的一怀漂泊客子之情。这是诗人极为痛心地道出的两个诗句，收来了入京及被逐的经历。以下自诗篇的第十五句始，诗人写出了一连串八个更具象喻意味的诗句。“猛犬”喻把持朝政的权臣，“九关”即九重之门，象征至高无上的朝廷，此句源于《楚辞·九辩》：“岂不闻郁陶而思君兮，君之门以九重；猛犬狺狺而迎吠兮，关梁闭而不通”与《楚辞·招魂》：“虎豹九关，啄害下人”，隐含了权奸把持朝政尽进谗言之深意。“杀人愤精魂”紧承上句，“杀人”是猛犬施虐的结果，“精魂”是说被虐杀的精英魂魄无比激怒，这之中当然也包含了诗人自己的愤忿。这两句是通过象喻来写实，以下六句则是通过象喻来表现诗人对朝廷的希望。“太阶”本星座名，又称三台星，古代以星座象征人事，称朝廷的最高官员“公”为“三台”，《晋书·天文志上》记有“在人曰三公，在天曰三台”之说，此处之“太阶”即代指最高官爵。“夔”舜时的乐官；“龙”即龙子，古代贤人，孟子曾举其语告滕文公；此处“喻指贤臣”“桃李”喻指贤才。“明月”即明月珠，“芳荪”是香草名，此处均喻指贤才。诗人期望着上天能洗去被谗害者的冤情，象明亮的太阳扫清昏霾一样清除朝廷上的黑暗，让最高官职有贤才在位，有用的人才布满中原，如同入海寻索明月珠、跨山采撷芳草一样，朝廷在搜寻着人材。前后八个象喻性的诗句表露着诗人鲜明而强烈的爱与憎，“猛犬”、“昏氛”憎厌之情溢于言表，“白日”、“桃李”、“明月”、“芳荪”充溢着爱与赞。然而诗人的期望毕竟只是假想，诗人亲身的遭遇与此恰恰相悖且情势又毫无转机，诗人一颗善良而赤诚的心不忍打破这假想的美好境界，他只好以惭愧无功、虚受皇恩的诗句曲折表现他不得任用的痛苦，用虽不得当功臣但心永向朝廷的诗句表现自己的深衷。“横草”为行于草中草被踏伏，因以“草功”喻极微小的功劳，语出《汉书·终军传》：“军无横草之功。”旧时认为皇帝所施的恩泽如同雨露滋润草木，故“雨露恩”喻皇恩。诗人抱愧于自无“横草”之功，白白辜负了浩荡的皇恩，这当然是曲笔抒情。“谢”为辞别。“台”代台名，据《后汉书·马武传论》“显宗追感前世功臣，乃图画二十八将于南宫云台”可知，云台阁乃图记功臣之所，李白“迹谢”于此则是表示自己的踪迹与云台无缘，这当然又是一处曲笔。“天马”本汉武帝所得的西域名马，因代指皇帝乘坐的马。“辕”，驾车之木，因代指车。李白“心随”“天马”所驾的车，即心心永向朝廷之意，这却是诗人的真情。诗人以此自愧自诉的四个诗句结束了诗歌的第一部份，我们透过这四个看似平和的诗句，似乎可以窥见诗人赤诚的却又是在滴血的心。这四句也正是第二部分核心内容的先导。

诗歌进入第二部分，写对友人的赞颂及自己的心愿。第二部分开头并没有紧紧承接第一部分所表露的心意，而是另辟蹊径，用四个诗句从祝赞友人蔡舍人落笔。李白先是称颂蔡雄是辅佐帝王的英才，而今又有谁能与你相提并论？然后以鸟在高空的振翅翻飞预祝蔡雄不久将被提拔而大有作为。四句祝赞语言上颇有气魄，含义却颇显空泛。对于诗题中的“赠蔡舍人雄”来说，这是主要的赠言，是对朋友的礼貌性的祝福语；对于诗题中的“书情”来说，这却是次要的陪衬，以蔡舍人的仕途升迁反衬自己遭谗离京放浪江湖的生活道路。于是以下十八句，用典故用传说决心归隐之“情”。“我纵五湖棹”用春秋时越国范蠡事。范蠡助越王勾践灭吴后弃官归隐，乘舟泛于五湖，事见《国语·越语》。李白用此典寓辞别朝廷归隐江湖之意。“烟涛恣崩奔”句加重纵舟五湖的句意，任凭五湖之舟在如烟的波涛中尽情奔流。上句的“纵”与下句的“恣”相呼应相补充，充分显示浪迹江湖的狂放而又自在。“梦钓子陵湍”用东汉严子陵事。严子陵曾与刘秀同游，刘秀即位为光武帝，严隐居垂钓不肯出仕，事见《后汉书·严光传》。李白用此典，梦中垂钓于严子陵当年垂钓处，仍寓隐居江湖之意，但较“五湖”句更进一步，表示隐居乃是梦寐以求的归宿。“英风缅犹存”句加重梦中垂钓的句意。“缅”即邈远之意，向往严子陵英风久远长存。“徒希客星隐”仍用严子陵的典故。“客星”指臣子，《后汉书·严光传》载，严子陵被光武帝刘秀接入宫中，夜间同寝，“光以足加帝腹上，明日，太史奏：客星犯御座甚急。帝笑曰：朕故人严子陵共卧耳。”李白用此“客星”之典却是表示相反的用意，只希望“客星隐”去，仍是远离朝廷“纵棹”、“垂钓”的发展。“弱植不足援”则是补充“客星”当“隐”的原因：君王昏弱不值得辅佐。“弱植”，柔弱的植物，喻指昏聩的君王，语出《左传·襄公三十年》“其君弱植”。从诗篇第一段之“遭逢圣明主”到此处的“弱植不足援”，诗人心理上经历了一个痛苦的转折，“弱植”是对“圣明主”的否定，因而“不足援”的绝决态度取代了“进兴亡言”的积极进取。于是诗人决心远走了，但救苍生“安黎元”理想的破灭，诗人毕竟是不甘心的，是痛苦的，所以虽行“千里”依旧“回首”，虽行“万里”仍在“长歌”。朝廷已“不足援”，而仙人骑的“黄鹤”又“不复来”，自己不得随骑鹤的仙人飞升，“清风”之中满怀愁情又如之何奈？诗人终于找到了大自然，投身于美好的自然景物之中——“舟浮潇湘月，山倒洞庭波”，两句飘逸隽永的风景名句，写尽了月下泛舟于湘江之上，饱览青山倒映于洞庭波光之中的潇洒、自在、旷远、怡人。诗人终于在大自然中找到了归宿，于是他终于大彻大悟了，他通过“投汨”与“临濠”两个典故，尽抒自己的彻悟之情。“投汨”乃屈原遭谗毁被楚怀王贬谪愤而“怀石遂自投汨罗以死”（《史记·屈原贾生列传》）的事，“古人”即指屈原，一个“笑”字表现出李白已从屈原式的衷心执着中超脱了出来。“临濠”是《庄子·秋水》中的一段故事：“庄子与惠子游于濠梁之上，庄子曰：儵鱼出游从容，是鱼之乐也。惠子曰：子非鱼，安知鱼之乐？庄子曰：子非我，安知我不知鱼之乐？”“天和”意为超然于物外的天然、和谐，一个“得”字表现出李白对庄周式的纵情山水逍遥游乐的肯定与向往。在此大彻大悟之后，诗人向朋友表示：闲暇时自己将在田亩之中，懒散自在地搔着背放牧鸡鹅，别离之后你若要寻访我，则大多应在“武陵”--陶渊明笔下的理想境地桃花源--那隐居避世之处。至此，诗人已在情感上完成了起伏动荡矛盾曲折的历程，而复归于平和超然了。

总观这首“书情”诗，其思想情感的内蕴确乎是相当丰富而深厚的：它勾勒出诗人十几年来思想情感的运行轨迹，从而透析出诗人的理想、追求、奋争、彷徨、失望直至解脱。这之中有诗人对朝廷对皇帝的一片忠心，有诗人对国事对黎民的一片赤诚，有对最高统治者的希望与失望，有对奸佞小人的鄙夷与斥责。尽管诗人最后选择的是浪迹江湖的隐居之途，但这却是热情正直的浪漫主义诗人对黑暗腐朽现实所作出的痛楚的抉择，仍是他对现实抗争所采取的一种不得已的形式。

“情动于中，而形于言”。作为一首“书情”之诗，当然更是“情动”之“言”。全诗以情感的发展作为一条内在的主线，但此诗之情却又决不单纯是或喜、或怒、或哀、或乐，或狂放粗犷，或委婉细腻，而是种种感情兼而有之。有对先贤的景仰之情，对时人的祝赞之情，对奸佞的怒斥之情，以及对自己的勉励之情；还有遭谗的怒愤，难舍的忠心；更有希冀、失望、绝决、解脱……直到诗篇结尾处，那飘逸洒脱的情怀才为这丰缛情感的交响乐章定下了主导的旋律。情感的丰富内涵及服从于这内涵的抒情线索，体现出李白的诗歌的浪漫主义特征。

全诗看似随着情感的波涛渲泄而下，其实在创作构思上还是十分讲究的。全诗分为上下两部份，第一部份从赞颂谢安引起，顺接此情，导出昂扬激愤的基调；第二部份从祝愿友人引起，反接此情，导出婉转超逸的基调。诗中有叙述，有议论，有写景，有述怀；直抒与象喻相映，述己与赠言交织；又通过古事及典故，呼唤古人为“书”一己之“情”服务：终于使诗篇所“书”之“情”既跌宕起伏、尽致淋漓，又要眇深邃、曲尽其意。

这首词以赋法述怀，即借用形象的语言去铺写自己的心志怀抱。上阕描写自己的壮志奇才、抒发怀才不遇的感叹。“策勋万里”，抱负不凡；“酒发雄谈，剑增奇气，诗吐惊人浯”，才气超群，但是，终究无人相许，故难以施展抱负，“未容”二字包含了多少愤慨之情，不平之气。下阕紧承“风云无便”二句写自己的遭遇：不仅壮志未酬，抱负成空，而且“匹马尘埃，东西南北犹羁旅。”面对这种现实，作者内心充满了济世与退隐的矛盾，最后两句既是对自己的慰勉，也是对社会的控诉。万里、东西南北，境界辽阔；剑、风云、黄鹤、马，意象雄健；曲折有致，一气流贯，为明词中的佳作。

词的开头三句即从薛相士来访说起。“策勋万里”即立功万里，“策勋”，记功于策。“骨相”，指人的骨骼和形体相貌，古代相命以骨相推算人的命运。“有谁曾许”，指薛相士对他的骨相的称许。从这里不难看出，虽然他在《赠薛相士》诗中，说自己并不相信所谓自己将富贵的话，也无意出仕，但他内心对这相士的话还是颇为相信，并以此自得的。二、三句以一“笑”字领起，颇有几分得意。四、五二句，就透出了这种情绪：“壮志平生还自负，羞比纷纷儿女。”他自信自己平生的志向一定会实现，因而羞与芸芸众男女比肩并列。“酒发雄谈，剑增奇气，诗吐惊人语。”这三句是他狂放不羁、英姿勃发的年轻生活情景的真实写照，显然，他不仅以一诗人自期，更期望在政治上有所作为。“风云无便，未容黄鹄轻举”，他把自己不能功成名就归之于未有合适的机遇，“黄鹄”，即天鹅，“轻举”，有轻举妄动之意。高启生活的苏州一带，这时还是张士诚农民起义军活动区域，高启不肯与张士诚政权合作，他看出张士诚政权是个短命的政权。

词的下阕紧扣自己的身世遭遇抒发不得志的悲哀。“何事”三句，对自己过去十年的漂泊动荡生活作了很好的概括：从十六岁起即知名于世，迄今已整整十年，这些年间，他来往于北郭、青丘间，还曾去城中一游。“匹马尘埃”一句写出了词人在尘世间苦苦寻觅报国之路的形象，十年的努力，并未使他找到一个可以安身立命之所。“只恐”二句用三国时许汜与陈登的典故，作者以许汜自比，因为自己关心的只是“故园鸡黍”，故恐为陈登所笑。“笛里关山，樽前日月，回首空凝伫”三句，写自己不平静的心境。这几年，国家正处于生死存亡的关头，而他却沉湎于自家田园之中，故他对这种消沉无所作为的生活状况不甘心，内心并不平静。后结二句，词意微微振起，相信自己年纪尚未老大，不应当过于失望。从这首诗中我们也不难看出，词人政治上是软弱的，他有远大的抱负，却没有足够的胆识，所以当朱元璋任命他为户部右侍郎时，他又坚辞不受，而仅以诗人终其一生。

作者在词中，书写了其凌云壮志的理想与匹马羁旅的现实处境，将豪放个性、非凡才能与被迫借酒浇愁、神伤意迷的无聊生活加以对比，以抒发壮志未酬的强烈苦闷。其中如“酒发雄谈，剑增奇气，诗吐惊人语”，一气贯注，而“笛里关山”与“樽前日月”的矛盾，“黄鹄轻举”与“风云无便”的矛盾又在不经意中抒发出来，作者借“命相”说抒发牢骚，因而不能把它当做“词谶”来解读。感叹不遇，却是多哀矜己才；处困思奋，又显其自负自傲；作者的豪放，是慷慨中的“疏狂”。

外表美、艳丽多情、异质的、富有魅力的女性形象为历代文人喜闻乐道。李白则擅长描写身边女性的美貌与豪情。王安石曾云李白诗歌“十首九说妇人与酒”（《苕溪渔隐丛话》前集卷六）。

女性诗可分为闺情诗和宫怨诗，注重描写女子的容貌（脸似芙蓉色，江上女儿全胜花，红妆恼人）、举止（遥指、笑倚、醉舞）、情态乃至生活环境。李白从民歌中吸取很多养分的闺情诗有5首，如《春怨》、《陌上赠美人》、《口号吴王美人半醉》、《赠段七娘》、《南流夜郎寄内》。

“风动荷花水殿香，姑苏台上宴吴王”此叙景起兴：荷花虽香，因风而献媚于水殿，描绘出一幅微风吹动荷花、清香充溢满殿的景致，诗人因望见“姑苏台”而托言感怀吴王。可见，裘马轻狂、狂歌痛饮的诗人，意趣高远、超旷洒脱。

“西施醉舞娇无力，笑倚东窗白玉床”意指西施酒后带着醉意跳了几回舞后，娇柔无力地微笑着倚坐在东窗下镶嵌着白色玉石的椅子上。诗人把西子婀娜多姿、妩媚动人的形象描绘得细致入微，表现出美人名士、佳人才子的你情我浓、二厢情愿，在开放的唐朝尽舒风云之色。

西施原是越溪之畔的浣纱女，出身贫寒，明代的《苎萝志·西子传》就曾这样描述：“父鬻薪，母浣纱。”她本有理由选择一种幸福平淡的生活方式，但她身处吴越接连不断战乱之中，而她的情人范蠡又是越王勾践的得力谋士，在所谓的“国家大义”面前，西施不得不作出一个极其与人性相违背的选择，远离范蠡，被勾践送到吴国，从而诱使吴王夫差荒淫无度，慵理国事，从此“风动荷花水殿香，姑苏台上宴吴王”。最终，越王勾践卧薪尝胆的灭吴计划得以实现。

此诗表现形式轻快流转，风格率直、大胆、热烈、活泼，不同于柔靡无力、怨而有伤的宫怨诗。诗人通过注重描写西施的容貌、举止（笑倚、醉舞）、情态乃至生活环境，勾勒出一幅帝王嫔妃的生活情趣，实则以借古鉴今为警戒，影射讽刺现实的不满，提醒唐玄宗不要国事益非、诛逐忠良、滥事征伐，表现出诗人对国家安危的忧虑和对民生疾苦的关怀。

首联“翠柏苦犹食，明霞高可餐”，诗人紧扣诗题，意在言外，写出两层意思，一层是说穷困潦倒，只得餐霞食柏，权且充饥，这是明意。除此之外，还有另一层言外之意，在古人看来，明霞翠柏均非凡俗之物，杜甫此语出自《列仙传》“赤松子好食柏实”和司马相如《大人赋》“呼吸沆瀣餐朝霞”。表现杜甫虽生当乱世，饥寒交迫，但仍不同流俗，品节高尚。

颔联“世人共卤莽，吾道属艰难”，揭示囊空的根本原因。所谓“世人共卤（鲁）莽”，指人多苟且偷安。战乱爆发后，诗人弃家鄜州，奔赴灵武，中途陷于叛军之手，后又因两次直言上奏，受贬去职，但他“葵藿倾太阳，物性固难夺”，及至贫寒如此，仍然持道守节。这里，杜甫所说的“吾道”，是不愿苟得之直道，忠勇报国之达道。颔联两句，通过对比的手法，将杜甫高尚不俗的品格鲜明地凸现出来了。

颈联“不爨井晨冻，无衣床夜寒”，进而具体写贫状。作者皆从“寒”字来入笔。上句说“不爨”，并非因为“井晨冻”，而是因为无食。严冬季节，却晨炊无米，夜寒难御，可见一贫如洗。

尾联“囊空恐羞涩，留得一钱看”，点明“空囊”题旨。在写法上，此联出之以幽默诙谐之笔。诗人已是身无分文，贫不自救，却还要强留一钱在空囊之中，以免他人笑话，这举动本身就是一种反常。作者正是以这种貌似轻松诙谐的话，渲染自己心里沉重悲苦的情绪。申涵光评杜诗云：“杜公每遇废弃之物，便说得性情相关，如病马、除架是也”（《仇注杜诗》引）。

这首五律措语平实，庄谐间出，颔联以庄语见清操，尾联以谐语抒感慨，相得益彰。而音节拗折，是一首拗律，如首联“翠柏苦犹食，明霞高可餐”两句，一孤平一单仄，不求谐声；俯首拾柏，柏味甚苦，此句相应多仄声，明霞仰头可餐，其意甚高，此句相应多平声，可谓声情相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