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词大全
1/5页我开始读李翱的三篇《复性书》时，心里想：这不过是给《中庸》作的注释。聪明人理解“性”的含义，不读《复性书》也知道应当使“性”恢复到中庸，愚笨的人即使读了《复性书》，也不懂得这个道理，所以《复性书》不作也可以。又读他的《与韩侍郎荐贤书》，认为李翱只是时运不通而愤恨社会上没有推荐自己的人，因此反复述说求贤之事；假如他能得志。也未必这样。然而他把韩愈比做秦汉间好侠行义的一位豪杰之士，也算是善论人了。我最后读了下《幽怀赋》，然后放下书卷赞叹，赞叹后又读，不能停下来。遗憾的是李翱不生于今世，不能与他交往。又可惜自己没有出生在中唐，不能与他共同反复商讨他所提出的问题。
李翱：唐代文学家，韩愈的学生。自幼“勤于儒学，博雅好古”，但性格耿直，权贵虽“重其学”，而“恶其激讦”，因此“仕不得显官”。文章提及的《复性书》《与韩侍郎荐贤书》《幽怀赋》皆为其作品。韩侍郎，指韩愈。义疏：古书的注解。诚：一作“识”。上下其论：讨论古今政事的得失。
以往与李翱同一时代的所有人，行仁义之道而善于作的没有谁赶得上韩愈。韩愈曾经写过一篇赋，不过是羡慕两只鸟的荣耀，感叹还没吃上一顿饱饭罢了。推究韩愈的心理，假如让他光显荣耀、生活宽裕，那他就不再感叹了。像李翱就不是这样。他的《幽怀赋》说：“众人喧哗而纷纷退隐，都感叹年老和地位卑下；内省自己的心却不是这样，只担心行圣人之道还有不足之处。”又诧异李世民能用一支军队取得天下，而后代的子孙却不能用全天下的力量收复河北，为此而忧虑。啊！假使当时的人们都改变他们的叹老嗟卑之心而代之以李翱的忧国之心，那么，唐的天下哪能发生动乱和最终灭亡呢？
一时人：同时代的人。愈尝有赋矣：指韩愈所作《感二鸟赋》。“不过羡二鸟”二句：借有人向皇帝献二鸟事，以抒发自己不得志的不平之感。其赋：指李翱的《幽怀赋》“视予心”二句：唐代自德宗、顺宗以后，政治形势江河日下，战乱不息，朝廷已失去对全国的控制，人民生活困苦。神尧：指唐太宗。一旅：一支军队，古代五百人为一旅。这里指唐王朝发祥地的太原部队。“后世子孙”句：唐代自安史之乱后，河北、河南诸重镇相继被藩镇割据，战乱不息，唐王朝始终不能收复。
然而李翱幸好没有出生在当今之世，看到当前发生的事情，那么他的忧虑更严重了。怎么当前的人不知忧虑呢！我在世上，见的人很多了．倘若有一个像李翱那样忧虑国事的，又都是职位低和被朝廷贬斥的人，与李翱相同；其他得意做官的人，一昕到有谁讲忧世的话，不是把他看做狂人，就是把他看做傻子，不是发脾气，就是笑话他。啊！身在其位而自己无忧国之心，又禁止别人，让人都不忧国，真是可叹呀！
见今之事：指宋王朝西北地区不断受辽和西夏侵犯的现实。脱有：即使有。
景祐三年十月十七日，欧阳修记。
作者在全文三大段中，运用多种手法，由远及近，曲折写来，逐渐把文章推向高潮，突现主旨。 第一段用欲扬先抑法。所谓“读李翱文”，主要是写读了李翱的《幽怀赋》后的所感所叹，但文章在此以前作了层层铺垫，对比映衬。作者先说读了李翱的《复性书》的看法。《复性书》是李翱的代表性文章，有上中下三篇，内容是以《中庸》为理论根据，提出人有性和情两个方面，认为“情有善有不善，而性无不善也”，要求去情复性。作者认为该文写得不好，只是给《中庸》作注释而已，理解能力强的人可以不读它而直接读《中庸》，理解能力弱的人则读它也读不懂，这样的文章可以不写。此纯为“抑”。次说读了李翱的《与韩侍郎荐贤书》的看法。作者认为李翱不得志时愤于当世无肯荐拔自己的人，故说这番话，如果得志就未必如此；但又说信中对韩愈的“好贤”，仅比之于“秦汉问好侠行义之一豪俊”之所为，评论得很恰当。此为“抑”中有“扬”，以“抑”为主。最后才写到读了《幽怀赋》后的赞赏。并为自己和李翱生不同时而嗟叹不已。经过这样的先抑后扬，蓄势衬托，再来表现对李翱的钦佩之情和知己之感，就显得更加深挚浓烈。 第二段用抑彼扬此法。这段开始并不直接承继上文，一下子写明《幽怀赋》的什么内容感动了自己，而是先插入韩愈文章以为对照，似断而实连。韩愈是欧阳修倾心推崇的人物，这里就肯定地说：“凡昔翱一时人，有道而能文者，莫若韩愈。”可是对他写的《感二鸟赋》则不以为然。韩愈的这篇赋作于唐德宗贞元十一年（795），当时他仕途失意，三次给宰相上书自荐，都未被理睬，后在离长安东归的路上看到“笼白鸟、白鹤鹆”西行进献天子者，就有感而作此赋。赋中说：“感二鸟之无知，方蒙恩而入幸。唯进退之殊异，增余怀之耿耿。”作者认为韩愈的赋只是为自己不得志发牢骚而已，如果他当时能如二鸟之“光荣而饱”，得意作官，就不会写这篇赋了。此处抑韩文的目的是为了扬李赋，所以接着说：“若翱独不然”。笔锋一转，就引出李翱赋中使作者产生共鸣的那几句话：“众嚣嚣而杂处兮，咸叹老而嗟卑；视予心之不然兮。虑行道之犹非。”并肯定李翱为河北藩镇割据的严重局势而引起的忧时之心。欧阳修自己也是个以天下为忧的人，他不满意那种叹老嗟卑，仅仅为个人遭遇发泄不平的诗文，所以把不以个人进退出处为念，唯忧国家治乱安危的李翱引为同调，并结合李翱当时的政治情况，提到系乎有唐一代存亡的高度来加以赞颂。由于文章采取了这种抑彼扬此、对照烘托的手法，使行文更加曲折，而对李翱的称颂也境界更高，分量更重。 第三段则用以古联今法。此文不是为写读后感而写读后感。作者惜唐是为了悲宋，赞李翱之赋是为了抒自己之情。所以这段一开始就承接前文，由李翱所处的时代联系到北宋当时的现状：“然翱幸不生今时？见今之事，则其忧又甚矣。奈何今之人不忧也！”作者生活的仁宗时期比李翱所处的唐代中叶，内忧外患的严重程度有过之无不及，可是作者认为当权者中没有人忧虑时局，不仅自己不忧时，还讥笑打击忧念国运、改革弊政的人，“不以为狂人，则以为病痴子”。作者揭露批判此种“光荣而饱”的人物的行为心态，锋芒尖锐而用笔含蓄。最后，作者愤激地说：“呜呼，在位而不肯自忧，又禁他人使皆不得忧。可叹也夫！”千回百折逼出的这两句话是文章的点睛之笔，也是题旨所在。全文如此曲折跌宕。层层递进，由彼及此，由古及今，将作者的忧时之心、愤世之意，尽情吐泄，显得情辞悲怆，感慨浓烈。 这篇读后感属议论文字，言辞也很尖锐犀利，鲁迅就说此文末尾“呜呼”云云几句话“悻悻得很”，并把它作为“指斥当路”的“古人并不纯厚”的例子之一加以肯定（《花边文学·古人并不纯厚》）。宋代李涂说：“论及时政，子厚发之以愤激，永叔发之以感叹”（《文章精义》二）。还说欧阳修许多文章，“有‘呜呼’二字，固是世变可叹，亦是此老文字遇感慨便精神”（同书五一）。这篇文章里就蕴积着他的深沉感叹，作者忧世而不能的愤慨和对守旧的当权派的指斥，表达得柔中见刚，诗意盎然。
衙署回廊前的一块空地有四五丈见方，正对着非非堂。此处修竹环绕林荫遮蔽，没有栽种其他植物。我按照地形挖了一个池塘，既不方也不圆；没有用砖砌，也没有筑堤岸，完全保留了它自然的形态。我用锹把池塘挖深，打井水把它灌满。池塘清澈见底，波光荡漾，微风一吹便泛起波纹，风一停便水平如镜。星与月映在水中，光亮直透塘底。我在塘边休息时，水中的影像纤毫毕现；绕着水池散步，仿佛徜徉在浩荡的江湖之间。这足以让人抒发内心的忧郁不畅，安慰我这个困窘寡助的人。
折檐：屋檐下的回廊。隙地：空地。方：方圆，大小。非非堂：欧阳修在洛阳时所建，命名为“非非堂”。植物：这里用作动词，是种植植物的意思。洿：地势低的地方。这里名词用作动词，是挖掘的意思。甃：砌墙。锸：铁锹。浚：疏通。清明：清澈、明亮的样子。偃息：休息。毫芒：微小的东西。循：沿着。舒：舒展。忧隘：忧愁和郁闷。穷独：困乏无助的样子。
我于是请渔人撒网捕鱼，从他那里买了几十条活鱼，叫书童把它们放养在池塘中。书童认为池水太少不能增大容量，于是只把小鱼放养在内，而丢弃大鱼。我感到很奇怪，问他这样做的原因是什么。他把自己的想法讲给我听。可叹啊，这个书童怎么如此糊涂而无知！我看见大鱼丢在一边干渴，得不到安身之处，而那群小鱼却在那又浅又窄的池塘中嬉戏，一副悠然自得的样子，我感触很深，于是写了这篇《养鱼记》。
罟：渔网。活：形容词用作动词，使.....活着。怪：认为....奇怪。无乃：难道不是。嚚昏：糊涂昏庸。观：观察。自足：悠然自得的样子。
这是一篇非常精彩的短文，作者以小见大，通过小鱼“若自足”，而巨鱼“不得其所”的境况，影射了当世君子“曾不能一日安之于朝堂之上”，而小人却“嚣嚣于廊庙”的现象。 文章分为两段，第一段记自己挖池“以舒忧隘而娱穷独”的事。作者以细致的笔触描绘了做池的经过和池水的清明之状，以及给自己带来的恬然自适的情趣。既不提养鱼之事，也不言他事，仿佛浑然不晓世事之状。然而最后一句“舒忧隘而娱穷独”却隐隐透出了作者志怀高远而不得伸展的心理。 转入第二段，作者开始提及养鱼之事。然而作者似乎并不意在养鱼，而是极为轻描淡写地以两句话便述完此事。转而借童子之口道出一个可怕的现实：“以斗斛之水不能广其容，盖活其小者而弃其大者。”以简练的话语点出文章的主旨，而后戛然而止。 整篇文章含而不露，叙而不议，似乎是“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其实体现了欧公一贯的淳厚文风。以饱满的笔法叙写文章的次要部分，作为铺垫，以凝练的笔法点触主旨，点到即止，不再生发议论。
洛阳最多的是竹子，竹园星罗棋布。光是竹笋、竹竿的盈利，每年就不下十余万缗钱，等于坐得千户侯的利禄，其收入不在富庶的渭川流域之下。但是，竹园里打堰灌水，养土施肥，育苗选材，修剪培养等工作，都必须严谨细致，认真从事。在竹林深处的空地上，家家有精巧雅致的亭舍，客人要想游赏，都可以坐小轿，径直而人，不必事先征得主人的同意，主人亦不在意，对此不会感到奇怪和发出责难。因此，洛阳种竹赏竹的风俗也出名了，都把它当作一件好事。
戕（qiāng）：砍伐。樊圃：竹园。棋错：星罗棋布，多的意思。箨：包着的竹笋的皮。榯笋：竖立的竹笋。榯，直立。缗：原指穿铜钱用的绳子，这里指用绳子穿连成串的铜钱，每缗一千文，即一贯钱。渭川：指渭水流域。庸：通“墉”，水堰。简历：选择。芟：删除，修剪。亏蔽：指竹林深处遮蔽的空地。腰舆：古代的一种便轿。辟疆：顾辟疆。这里代指竹园所有者。
壬申年秋天，官府纷纷率人拿着镰刀斧头，不论是公家的，还是私人的，竹林的主人是谁，一律砍伐，不伐尽不止。西京留守发出严令：敢隐瞒丝毫的即为私藏，将按照不服从官家急需治罪，当官的被看作是对朝廷的怠惰不敬，当百姓的则被看作是叛逆不道。这样一来，数日以后，土地荒芜了，竹园光秃了。老百姓的脸上却看不到一点吝惜的神情，由此可知，洛阳的百姓是急供朝廷所需的。
壬申：即北宋明道元年（年）。亡：通“无”，不论。桴：鼓槌，这里作动词用，指砍伐。守都：这里指河南府治洛阳的主管官，即西京留守。服王官：指做官的。慢：怠慢。齿王民：指做百姓的。悖：叛逆。榛：荒芜。
唉，古时砍伐山木，交纳木材芦苇，只是把地产的好东西，送到官府，以准备充当一定的用途。不供给就叫做叛逆犯上，不按时令砍伐征收，就叫做随意糟蹋。现在大宋王朝疆域广大，赋税收入积聚众多；皇上更是一心一意地节俭，并没有大兴宫室、盛设园圃的奢侈之心。官府中积累的材料物资，无不是余裕漫溢，甚至于都被蠹蚀腐朽了。可是，一遇到意外之事，却又没有限度的搜敛刮取，也许是塑像修庙超过了限度吧！古书上不是说过：“不要做无益的事来损害有益的事吗？”还说过：“君子应当节约用度，爱惜人民。”皇上和各部门的官吏们应当每天早晚都要考虑到这些，坚守职责的道义，千万不可忽视。以此类推而扩展开来，伐竹则如同是一桩小事了。
畔废：叛逆。畔，通“叛”。暴殄：残害灭绝，任意糟蹋。土宇：土地和屋宅。广斥：广阔的盐碱地。此句意为宋朝疆域广大。委叠：积聚众多。县官：指政府、朝廷。古称天子所居之地为县，即王畿。无艺：没有限度。意者：推测之词。营饰：营造修建。征用材料的目的是修复宫殿。作者这里说营饰像庙，是委婉之词。过差：超过限度。守官与道：这里意谓坚守职责和道义。
文章从题前落笔，先写洛竹之利，养竹之艰，竹林之美，主人之好客，言简意赅，生动而具体地展现了洛阳竹林既有巨大的经济价值，又有极高的观赏价值。这就为“戕竹”——一场灾难的到来，作了有力的铺垫和反衬。 第二段正面写“戕竹”。先点时间：“壬申之秋”，即明道元年秋天。接着就写大砍大伐。“人吏”四句，句式由长而短，由散而整，用辞斩截，音节急促，将“戕竹”的来势之猛，行动之快，渲染得令人难以喘息。“人吏”之所以有如此来头，原来是“守都”有令。如此层层邀功，个个卖力，不几天，“樊圃棋错”的竹林，便变成处处“地榛园秃”。而百姓却没有一丝吝惜之情流露于颜面，确实耐人寻味。再接下去就是表现百姓的可怜、可悲，因为他们不仅在物质上作了惨重而无益的牺牲，而且在感情上还遭到一番极大的欺骗和愚弄，则吏之可恨，自在言外。“下亡有啬色少见于颜间者，由是知其民之急上”，实在是意味深长的一笔。 作者写过“戕竹”之后，引古证今，加以议论，这就是文章的最后一节。首先指出“伐山林，纳材苇”的目的是“以经于用”。在这个前提之下，地方“不供谓之畔废”，但是，官府若不按一定时间采伐聚敛，则“谓之暴殄”，更何况不“经于用”呢！宋朝疆域辽阔，年年赋敛之物积聚甚多，而仁宗亦无大建宫室园囿的奢侈之心，所以朝廷长期积压的各种材料，无不听其朽烂。但是尽管如此，只要有一点意外情况，还是一不问是否需要，需要多少；二不问时间是否合适，便打着“与公上急病”的旗号，层层加码，敛取无度，“不竭不止”，结果所取又超过所需，自然又是堆积腐烂。“《书》不云”两句，以正面的教诲之词，婉转而尖锐地批评了上述行为，恰恰是以“无益”于民之举（戕竹），害于民有益之物（洛竹），无“节用爱人”之心显而易见。由记事而评论，最后上升到为官之道。至此，事已记过，理也说透，文章似乎可以结束了，可作者又再加生发——“推类而广之，则竹事犹末”。奇峰突起，境界大开。原来“戕竹”一事，只不过是用以折射大千世界的一面小小的镜子。大千世界，古往今来，还有无数大大小小、形形色色的“戕竹”之事。点睛结穴，戛然而止，是所谓实处还虚。 文章在艺术手法上采用了前叙后议的方式，前两段铺叙，笔力简明、清晰。由于第一段的美与第二段的丑的对照，则后一段议论，笔锋所向披靡，深刻地表现出美被丑破坏的痛心，从而滥砍滥伐竹子乃至推而广之的一系列害民之举皆令世人共讨之。作者虽然在议论时顾及到最高统治者，但言辞之中柔中有刚，谏中有刺，戕竹的危害性通过一番叙述与议论，则十分具有说服力和感染力。此外，他采取引用法，援引儒家经典《尚书》中的有关议论来增强自己文章的说服力，也是很有见地的。因为他的文章是给当朝皇帝和权贵们看的，作为当时地位卑微的作者来说，恐怕人微言轻，不若搬出祖训来，以使自己的观点更有说服力。这也正是作者的聪明之处。
欧阳修叩头再拜，禀告司谏足下：我十七岁时，家住随州，看到天圣二年进士及第的布告，才知道了您的姓名。当时我年纪轻，尚未与别人结交，又住在僻远的地方，只听说布告上的宋舍人兄弟，以及叶道卿、郑天休等人，因文学著名于世，因此这次进士考试号称得到了人才。而您置身其中，单单没有突出的可以称道的地方，我因而怀疑您不知是怎样一个人。以后过了十一年，我第二次到京师，您已担任了御史里行，可还是没有机会与您见一次面。只是常常向我的朋友尹师鲁打听您的贤与不贤，师鲁说您“正直有学问，是一位君子”。我还有些怀疑。所谓正直，就是不可弯曲；所谓有学问，就一定能明辨是非。凭借着不可屈服的气节，有能辨是非的明智，又担任谏官的职务，却随波逐流默默无言，与一般人没有任何区别，这果真是贤者吗？这不能不使我怀疑啊！自从您担任了谏官以后，我们才认识了。您一脸正气，纵论前代之事，思路清晰十分引人。褒扬正义，贬斥奸邪，没有一点谬论。啊，据有这样的辨才向人显示，谁会不爱戴您呢？虽然是我，也私下认为您大概是个真君子吧？这是我自从听说您的姓名直到与您认识，十四年中却有三次怀疑的情况。如今推究您的实际行为再来仔细分析，然后断然肯定您不是个君子。
高司谏（jiàn）：即高若讷，字敏之，并州榆次（今属山西）人，时任右司谏。足下：古代同辈相称的敬词。天圣：宋仁宗的年号（—年）。接：交往。宋舍人兄弟：指宋庠、宋祁兄弟，安陆（今属湖北）人，均为北宋文学家。舍人：官名，在中书省掌制诰等事务。叶道卿：即叶清臣，字道卿，长洲（今江苏昊县）人，曾官翰林学士。郑天休：即郑戬，字天休，吴县（今江苏苏州）人，曾官吏部侍郎、枢密副使。得人：指录取到有才学的人。厕：参与。卓卓：优秀突出。更：经过。御史里行：宋朝以寄禄官阶低者为御史时，称里行。御史：掌管监察的官。尹师鲁：即尹洙，字师鲁。曾官起居舍人，后贬为筠州酒税。贤否（pǐ）：好坏。否：坏、恶。屈曲：摇摆。言事之官：指御史台、谏院等机构中的官员（御史、谏官），文中指御史。俯仰：指随人高下，没有主见。侃（kǎn）然正色：刚直严肃的样子。前世事：指前代的事。历历：清清楚楚。较：对照、考查。决：断然，确然。
前几天范希文贬官以后，我和您在安道家中会面，您极力诋毁讥笑希文的为人。我开头听到这些话，还怀疑您是讲着玩的。等到碰见师鲁，他也说您极力否定希文的所作所为，然后我就不再怀疑了。希文平生刚正、好学、博古通今，他立身朝廷始终如一，这是天下都知道的。如今又因为正直敢言触怒了宰相得到罪责，您既不能为他辨明无罪，又害怕有识之士会责备自己，于是就跟着别人来诋毁他，认为他应当受到贬斥，这真是太奇怪了。说起人的性格，刚正果敢，怯懦软弱的性格都受之于天，不可勉强改变。虽然是圣人，也不会用办不到的事情去要求别人一定办到。如今您家中有老母，自身又爱惜官位，害怕忍饥受冻，顾念利益俸禄，因而不敢稍有违反宰相以致受刑遭祸。这也是平庸之辈的常情，只不过是做了一个不称职的谏官罢了。虽然是朝廷中的君子，也将怜悯你的无能，而不会用必须办到来要求您的。如今却不是这样，您反而昂然挺胸十分得意，没有一丝一毫的羞愧畏惧，随意诋毁希文的贤能，认为他应当遭受贬斥，希望以此掩盖自己不据理力争的过错。应该说，有能力而不敢去做，那只是愚笨之人做不到罢了。而用小聪明来掩饰自己的过错，那就成了君子的敌人了。
范希文：即范仲淹，字希文，吴县（今江苏苏州）人。官至参知政事，死后谥“文正”。安道：即余靖，字安道，韶州曲江（今广东韶关）人，时任集贤校理。本末：指临事知本末轻重。非辜（gū）：无辜，无罪。禀（bǐng）：承受。忤（wǔ）：触犯，违背。不才谏官：不称职的谏官。闵（mǐn）：同“悯”，可怜，同情。便（pián）毁：随意诋毁。不逮（dài）：不及。文：掩饰。贼：害虫，败类。
况且希文难道真的不贤吗？从三、四年以来，从大理寺丞做到前行员外郎，他在做待制的时候，每天备作皇帝的顾问，如今同僚中没有能与他相比的人。这难道是天子仓促起用不贤之人吗？假使天子把不贤之人当作贤人，那是聪明之中的疏忽。您身为司谏之官，是天子的耳目，当希文仓促间被起用之时，为什么不马上为天子辨明他的不贤，反而默默地不讲一句话。等到他自己失败了，然后跟着别人说他的不是。如果希文真是贤人，那么如今天子和宰相因为他违背自己的心意而斥逐贤人，您就不得不出来讲话。如此说来，那么您认为希文贤，也不免遭受责备；认为希文不贤，也不免遭受责备，大概您的过错就在于默默无言罢了。
大理寺丞：中央司法机构的官员。前行员外郎：指吏部员外郎。前行：唐宋时六部分为前行、中行和后行三等，吏部属前行。待制：宋朝在各殿阁皆设待制之官，备皇帝顾问之用。班行（háng）：班次行列，文中指同僚。骤用：破格迅速提升。
从前汉王朝杀害萧望之和王章，估计当时朝廷中的议论，必然不肯明确地说是杀了贤者。相反必然把石显、王凤说成是忠臣，而萧望之和王章作为不贤之人而遭受罪罚。如今您真把石显、王凤看作是忠臣吗？萧望之与王章真的不贤吗？当时也有谏官，他们必定不肯承认是害怕灾祸而不向天子进言，也必定会说萧望之、王章应该被杀而不值得提出意见的。如今您看，他们真的该杀吗？那是只可欺骗当时的人们，而不可欺骗后代的。如今您又想欺骗现在的人们，就不怕后代人的不可欺骗吗？何况现在的人也未必就能欺骗啊。
萧望之：字长倩，东海兰陵（今山东苍山西南）人。汉宣帝时任太子太傅，后受宣帝遗诏辅佐幼主。王章：字仲卿，钜平（今山东宁阳）人。汉成帝时为京兆尹，后因论帝舅大将军王风专权，被诬死于狱中。计：估计。
我恭敬地以为，当今皇帝即位以来，进用谏官，采纳意见，如曹修古、刘越虽然已经去世，还被人们称扬。如今希文与孔道辅都由于敢于进谏而被提拔任用。您幸运地生于此时，碰到如此能听取意见的圣主，尚且不敢说一句话，为什么呢？前几天又听说御史台在朝廷中贴出布告，告诫百官不可超越本职谈论政事，这样，能够提意见的只有谏官了。假如您又不说话，那么天下就没有可以说话的人了。您在谏官那个位置上却不说话，就应该离职，不要妨害胜任谏官之职的他人。昨天安道遭到贬谪，师鲁也等候着罪责，您还能够有脸面去见士大夫们，出入朝廷号称谏官，那是您不再知道人间还有羞耻事了。所可惜的是，圣朝有事情，谏官不说而让别人去说，这种事情记载在史书上，以后使朝廷蒙受到羞辱的，是您啊！
曹修古：字述之，建州建安（今福建建瓯）人。刘越：字子长，大名（今属河北）人。当章献太后垂帘听政，曹修古任御史知杂事，上书请太后还政，被贬兴化军。榜：通告。安道贬官：范仲淹遭贬后，余靖上言论救，被贬为监筠州酒税。师鲁待罪：尹洙也上疏，自列于范党，后亦遭贬。
按照《春秋》的法则，对贤者要求详尽周全。如今我还一心一意地希望您能够向天子进一言，不忍心就与您决绝，而不拿贤者来要求您。倘若您还认为希文不贤而应当斥逐，那么我今天如此为他说话，那是朋党邪恶的小人了。希望您直接带着这封信到朝廷上去，让天子判定我的罪过而杀了我，使得天下都真正了解希文应当被斥逐，这也是谏官的一大作用啊。
区区：忠诚专一。朋邪之人：与坏人勾结之人。诛（zhū）：处分、斥责。释然：明白的样子。
前几天您在安道家中，把我叫去议论希文的事情。当时有其他客人在，我不能畅所欲言。因此就写了区区此信，恭敬地希望您明察。不多言了，欧阳修再拜。
布：陈达。区区：自谦词，文中指微不足道的意见。不宣：不尽述了，旧时书信末尾常用的套语。
内容分析 该信由年少事写起，先说自己对高由闻名到识面，三次怀疑高的为人：一疑未必是个人才，二疑未必正直有学问，三疑未必真君子；然后联系高若讷的所作所为得出“决知足下非君子”的结论，确立总的论点。接着为范仲淹辩护，对高若讷的为人进行剖析，而在揭露高趋炎附势的本相时先荡开两笔，一说人的刚果懦弱不可勉强，“虽圣人亦不以不能责人之必能”，二说身惜官位，不敢忤相，此乃庸人之常情。“虽朝廷君子亦将闵足下之不能”，然后折回，指责高若讷现在毁范以为当黜，并以此为荣，文过饰非，“此君子之贼也”。先退后进，欲擒故纵，抨击更显厉害。继而又两路出击，严密推理，指出不管范仲淹贤还是不贤，对他过去的升迁和现在的贬斥，作为谏臣的高若讷都有责任：“太抵罪在默默尔。”后引历史事实，说明忠贤奸邪自有公论。再联系现实抬出当今圣上“进用谏臣，容纳言论”的牌子，批评高若讷不能直言的失职行为，并以非谏官的余靖、尹洙的仗义执言作衬托，怒斥他沉默不谏随人高下的可耻。最后又退一步，表示希望对方主持公道作“能一言者”，并说明如若不然，自己愿意将书公之于朝，甘愿承担获罪的严重后果。 在信中，作者驳斥高若讷对革新派范仲淹的诋毁诬蔑，鞭挞了高若讷趋炎附势的卑劣行径，斥责他的所作所为是“不复知人间有羞耻事”；并表示如果高若讷执迷不悟，坚持认为范仲淹当贬，那么就希望他“直携此书于朝，使正予罪而诛之”。一股浩然正气充溢于字里行间，表现了作者不计利害、维护改革、敢于直言的可贵精神。 艺术特色 一、反话正说，直砭肌骨。开篇一段，作者以他对高司谏的耳闻传言展开叙事，写出他的“三疑”。一疑其文名不彰，“厕其间，独无卓卓可道说者”。其人虽列进士及第榜，但在作者眼里，不过默默无闻辈。二疑其品节问题。作者坦言他从朋友那里对高司谏的了解，是“正直有学问，君子人也”。在这里，作者提出他疑惑的论据，“夫正直者，不可屈曲；有学问者，必能辨是非”。而身居其位的高司谏，却“俯仰默默，无异众人”，很是可疑。三疑作者本人的判断近乎有误，几乎已认定高司谏为人人可爱的真君子了。因为高司谏“侃然正色”“无一谬说”的表现，作者虽有疑虑，但内心已倾向于认为高司谏是真正的君子了。十四年里而存三疑，作者铺叙丰厚曲折，然至此笔触一转，“今者推其实迹而较之，然后决知足下非君子也”。书信里直陈其言，毫无遮掩矫饰，言辞犀利，语锋尖锐，充分表现出一个正直知识分子情义激愤的慨然之态。而欲言其弊却先存疑，波澜曲折，笔触激荡。 二、对比叙事，揭其真貌。与其说作者对范仲淹充满同情之心，不如说作者在心底潜隐着“惺惺相惜”之意。范仲淹“平生刚正，好学通古今，其立朝有本末，天下所共知”，这段判词，显示出作者对范仲淹的推重与赏识。正直之人反遭贬黜，刚直本性不得伸展，这已使有识者愤恨不已；而小人者如高司谏之流，却要翻白为黑，落井下石，助纣为虐，令人激愤不平。作者以人之常情来推断，庸人惜身自保，无可厚非；但如高司谏者却要“昂然自得，了无愧畏”，诋毁贤能，以其为己能，那就是“君子之贼”了。层层推理，婉曲中显现出绵长透辟的说理风格，让人无可辩驳，无可回避。在事理对比中，人格与品节的高下、尊卑，道义与情感的价值评判，真实与虚假的对比取向，都已昭然若揭。 三、穷究其理，无可遁形。作者绵长的说理论证风格还表现在他能够将道理条分缕析，于细微处见深厚的笔力。他依理说事，直言范仲淹正直的操守与超群的才能，并以此来反责高司谏：“倘使范仲淹能力不及，品节不当，却能在朝为官多年，你身为朝廷谏官，岂不有失职之实？而当其为皇帝‘骤用’之际并无谏讽之语，一旦官事颓败，却又刻意逐贤，不正是谄媚权贵以自保、诋毁贤人以自高吗？”作者义正词严，理据充分，透辟深邃，具有论说家考据的风范。
有位从岳州到滁州来的人，带着滕侯的书信、洞庭湖的全图对我说道：“希望能为滕侯所建的新堤写一篇记文。”我打开书信和地图，见从岳阳门到金鸡堤的右方，有一道隆起的标记，又高又长，名叫偃虹堤。我问来人此堤是何人所修，客人回答说：“是我岳州郡守滕大人修建的。”我又问修建这道堤坝能带来何种利益，客人回答说：“洞庭湖乃是天下最险要的去处之一，而岳州又当湖北、湖南、夔州、成都四路的要冲。以往在湖中来往的船舶，进到湖中却无处停泊，故而都只能停靠在南岸津渡，那些需要到岳州办事的人，到州衙十分遥远，往来也很辛苦，又经常遇到狂风巨浪的袭击，有颠覆沉没的危险。如今到岳州的船只都可以停靠在偃虹堤下，需要到州衙办事的，既便捷又没有危险。”我继续询问此堤的大小规模、用了多少劳力，客人答道：“堤长一千尺，高三十尺，厚度是自上而下增加二尺，堤的最上部厚度相当于底部的三分之二，总共用了一万五千五百个劳力，没用一季就建成了。”我又问此堤修建之前是如何谋划的，客人回答说：“州里把这个计划上报给转运司，转运使选择有能力的官吏视察该计划是否可行，反复了数次，最终上报朝廷，由三司来最后决定，三司审议后认为可行，这些上级部门一概没有改变我们滕侯的方案。”客人说完催促我道：“这是有德之人的举动，完全值得为此写一篇记文。”
偃虹堤：滕子京任岳州知州时修建的一座堤坝。岳阳：宋朝时为岳州，属荆湖北路，在今湖南岳阳。滕侯：岳州知州滕宗谅，字子京，河南（今河南洛阳）人。与范仲淹同年进士，西夏元昊反叛。除知泾州。西北帅臣范仲淹举荐他自代，擢知庆州。御史梁坚劾奏他在泾州时耗费公钱十六万贯，降知岳州，后改知苏州，卒。洞庭：洞庭湖，在今湖南最北部。按图：按照地图，文中指看着地图。利害：文中偏指好处。荆、潭、黔、蜀四会之冲：指岳州当荆湖北路、荆湖南路、夔州路、益州路四路的要冲。荆：指以江陵为中心的湖北地区；潭：潭州，在今湖南长沙，为荆湖南路安抚使司所在地；黔：指夔州路，指长江三峡往西一带地区；蜀：指以四川成都为中心的川中地区。三司：北宋前期主管全国经济运转的部门，包括户部司、度支司和盐铁司。三司最高长官的地位相当于副宰相，北宋称为“计相”。
大凡考虑百姓利益比较深入的人，在谋划某些事情时都是十分精审的，所以能做到用工少而取得的功效却很大。就是这道百步之长的堤坝，却可以抵御天下最险恶的风波和无法预料的凶险，惠及了当地百姓，同时也方便了湖北、湖南、夔州、成都广大地区出行之人，只要是往来于湖中的人，不论远近，都会享受到这道堤坝带来的便利。而岳阳又是四路往来的要冲，每天往来船只需要在此地停泊的，不知道要有多少艘呢！如果堤坝的土石有幸长久不坏，那么滕太守惠及的人事，还能用数字来计算吗？事情不怕做不成，只怕时间久了容易损坏。建筑者最初并不是不想让它长久坚牢，然而后来者却经常会把它荒废弃置。自古以来那些有道德有才干的仁人，总想着为百姓兴利除弊，他们留下的遗迹到处都能见到。如果后来者都能像初建者那样用心，那么百姓直到今天依然能够得到实惠，普天之下还有不受恩惠的事情发生吗？这也正是滕太守担心的事，所以托我写篇记文留给后来者。
虞：忧患。
滕太守志向远大、才干超群，是当世颇有名声的良吏。眼下正是朝廷用兵用人的时候，他曾经得到过朝廷的重用。还没能建立丰功伟业，便被迫退下担任了一州太守，其实他并没有用太多的心思，只是略施其余，希望能给一州百姓带来一点恩惠。由于他深思熟虑，故而事半功倍，这种做事的方法很值得后来者效法，这是我写这篇记文的第一个理由。不单纯为了博取当世人的赞誉，而是考虑如何让子孙万代都由此获利，告诫后来者不要将它废弃，这是我写这篇记文的第二个理由。岳州百姓与洞庭湖中往来的人们，都希望有人为滕太守留下一篇记文，这是我写此文的第三个理由。有上述三个理由就不能不写了，于是写下了此篇文字。
急人：用人。显用：重用。
第一段，通过作者同送信人的问答，介绍偃虹堤的概况。作者观看图景，四次发问，送信人一一作了回答。从回答中可以看出修堤的目的是为人民兴利除患：“洞庭，天下之至险；而岳阳，荆、潭、黔、蜀四会之冲也。昔舟之往来湖中者，至无所寓，则皆泊南津，其有事于州者远且劳，而又常有风波之恐，覆溺之虞。今舟之至者皆泊堤下，有事于州者近而且无患。”修建此堤，是为了解决到岳州办事人路远辛劳、风波覆舟的危险。这就突出了滕子京关怀同情民生疾苦的思想品德。按照儒家的仁政，为官者“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滕子京可谓处江湖之远而忧其民了。受诬陷被贬官，而能勤劳政事，为民兴利，这的确是难能可贵的。作者问到修堤的筹划经过，送信人答道：“州以事上转运使，转运使择其吏之能者行视可否，凡三反复，而又上于朝廷，决之三司，然后日可，而皆不能易吾侯之议。”修堤之事由下至上经过多次反复，都未能改变滕子京原来的设计。这说明开始时考虑、设计细致周密，突出了膝子京的精明能干。四次问答，介绍了偃虹堤的概况，赞扬了膝侯的高尚品德和优异才能。写法精巧，言约意丰。 第二段，高度评价膝子京修偃虹堤的功绩。修堤的目的是为民兴利除患，所以这段围绕一个“利”字，进行层层论述：“盖虑于民也深，则谋其始也精，故能用力少而为功多。”承上启下，点出“功”字。滕之功，便是民之利。修堤于民有何利？夫以百步之堤，御天下至险不测之虞，惠其民而及于荆、潭、黔、蜀，凡往来溯中，无远迩之人皆蒙其利焉。“荆、潭、黔、蜀四州之民来往洞庭湖，可避免“至险不测之虞”，都得到利益。说明受利地域之广，人数之众。“使堤土石幸久不朽，则滕侯之惠利于人物，可以数计哉！”说明受利时间之长久。那么，偃虹堤究竟能保持多长时间，这是作者不能不考虑的。于是作者接写道：“夫事不患于不成，而患于易坏。盖作者未始不欲其久存，而继者常至于殆废。”从大处着眼宕开一笔，论述事物成与坏、存与废的一般规律。古代仁人志士，为民兴利除患，“遗迹往往而在”，可见工程荡然无存。作者希望“其继者皆如始作之心，则民到于今受其赐。”最后将笔收回，“此朦侯之所以虑而欲有纪于后也。”滕侯求我作记，为的使后来人能长久保住偃虹堤，使人民永远不失掉舟船之利，而不是为自己留名后世。既关心人民眼前的利益，又关心人民的长远利益，滕侯的功绩实在是值得称道。 第三段，点明作记缘由。偃虹堤为膝子京兴修，为堤作记当然要写到修堤之人。这段一开始写道：“滕侯志大材高，名闻当世。”滕子京的大志和材干，《宋吏》本传中没有明显记载，但从他的朋友的诗文中可以约略看出。他去世后，苏舜钦《滕子京哀辞》云：“论兵虚玉帐，问俗失朱辂”。“忠义平生搴，声名夷翟闻。言皆出诸老，勇复冠全军。”可见，他是一个运筹帷幄、忠义兼备、智勇双全的人物。像这样一个人应当是功业显赫的。然而“功未及就，退守一州。”滕子京是在西夏元吴叛乱，陕西危急时任泾州知州的，不久又知庆州，两处都是当时与西夏斗争的要地，但功业未建，就被人诬陷“动用公使钱”而贬岳州。作为放臣逐客，郁郁不得志时，犹能为民除患兴利，仅凭这一点也应该大书特书的。接着，作者又从三个方面写出自己作记缘由：“夫熟虑谋深，力不劳而功倍，作事可以为后法，一宜书。不苟一时之誉，思为利于无穷，而告来者不以废，二宜书。岳之民与湖中之往来者皆欲为滕侯记，三宜书。以三宜书不可不书，乃为之书。”这“三宜书”，再一次评价、赞扬了滕子京修建偃虹堤的功绩和人民对他的爱戴。因而为偃虹堤作记，实乃义不容辞。 作记，是为歌颂膝子京的政绩，也是抒发作者的政治理想。作者为谏官时，为治理黄河水患曾三次上书。在滁州、扬州、颖州等处作地方官时，也曾为人民办了不少兴利除害的好事。也正因为这样，他才能如此热情地歌颂滕子京，写出这篇思想进步、意义深刻的优秀记文。
真州作为一个州郡，位置正处于东南水运交通的枢纽地带，因此成为江淮、两浙、荆湖发运使的治所。龙图阁直学士施正臣、侍御史许子春任发运使时，恰好监察御史里行马仲途担任他们的判官。三个人为他们能在一起而高兴。他们趁着空闲的日子，寻得真州废弃的监军营地而修筑东园，每日前往游赏。
真州：宋代州名，治所在今江苏省仪征县。水会：水路交通的枢纽。江淮：两浙、荆湖：都是宋代路一级的行政区域。发运使：全称为江淮两浙荆湖发运使。宋代置此司，负责江南六路漕粮征调运输等事，治所在真州。通常置发运正使一至二人，副使数人，判官数人，综理漕运事宜。龙图阁直学士：宋代特有的学士官名，次于龙图阁学士。侍御史：官名，属御史台。监察御史里行：宫名，即代理监察御史。亦属御史台。相得之欢：关系融洽和睦。监军：监军使，朝廷派出监视地方军事长官的宦官。
本年秋八月，子春因公事来到都城，特将他们所建的东园画成图卷带给我看，说：“这个园宽有百亩，有流水横在它的前面，清池浸润在它的右面，高台建在它的北面。台上，我们筑起了可供登高望远的拂云亭；池边，我们建起了可供俯视清波的澄虚阁；水中，我们造起了浮波逐浪的画舫。园中空地筑起清宴堂，后园则开辟了一个习射娱宾的园圃。满池荷花绚丽夺目，幽兰白芷芬芳扑鼻，还有佳花美木种植成行，浓荫交织，而过去这里却是苍烟白露、荆棘丛生的地方。屋脊高耸，桷子粗大，水光日影，上下摇动，厅堂宽敞幽静，回声悠长，清风习习，而从前这里却是颓墙破壁，深沟断堑的荒凉废墟。遇上天气晴朗，或是逢年过节的时候，真州的文士美女便来游赏，弹琴吹笛，尽情吟唱，而过去碰到风雨阴沉的日子，这里只有鼪鼯鸟兽的嗥叫声。我因此才深信人力是可以改变环境的啊。这图里所画的只是全部景物的十分之一二罢了。至于登高遥望江山的远近，戏水追逐鱼鸟的沉浮，那么自然景物的形象意趣，登高临水的欢乐，观赏的人便各有会心了。凡是画工画不出来的东西，我也就无法叙述了。请您为我们描写出个大概的情形来吧。”
岁秋八月：指宋仁宗皇祐三年（年）的秋八月。以其职事走京师：因公事到京城开封府去。浸其右：浸润于东园的西边。吾望以拂云之亭：指拂云亭建在很高的台上。池，吾俯以澄虚之阁：池边建造澄虚阁。画舫：装饰华丽的游船。敞其中：使东园中央开阔。为清宴之堂：建造清宴堂。辟其后：开辟兵园为招待宾客射箭的场圃。射宾之圃：宾客戏射的场地。射：指射箭的游戏。芙蕖芰荷：莲花。的历：即“的睬”，花开晶莹艳丽的样子。白芷：香草名，多生于水泽之处。列植而交阴：成排地种植，树荫交互。苍烟白露而荆棘：意谓此园开辟之前，这里是一片荆棘榛莽，上罩黑烟，下沾白露。高甍巨桷：高高的房脊，巨大的椽木。宽闲深靓：虚敞幽深，景致佳美。颓垣断堑：倾倒的墙壁和挖断的壕沟。啸歌而管弦：唱着歌儿，弹奏着乐器。鼪鼯鸟兽之嗥音：黄鼠狼和野鸟怪兽嗥叫的声音。信有力：的确是出了大力。一二之略也：只画出了十之一二的景致，其余都省略了。览者各自得焉：游览的人会各得其乐。
子春又说：“真州，天下的交通要冲，四面八方的宾客来往不绝，都可以和我们在这里同游乐，岂止我们三人独自享受呢？然而池水楼台日益修葺更新，花草树木日益繁茂妍丽，四方的人士无日不来，而我们三人总有一天都要离去的，怎能不眷恋于此呢！如果不为这园写一篇记，那么后来的人谁知道是我们三人创建的呢？”
天下之冲：天下的水道要冲。私吾三人者：满足我们三个人的游乐场所。眷眷：留恋。
我认为这三个人才能足以互相辅助成就大事，对他们所负职责又能同心协力，懂得政事的轻重缓急，使上上下下都供应丰足，东南六路的百姓也没有辛苦愁怨的叹息之声。然后才在空闲时间休息，和四方的贤士大夫在园中共同游乐。这都是值得称赞的事，于是我为他们写下这篇文章。庐陵欧阳修记。
三君子之材贤足以相济：这三位君子的才干贤能足以担负朝廷重任。知所后先：深深了解漕运的缓急先后。上下给足：京师和各路粮米供运都很充足。东南六路：指江东、江西、湖南、湖北、两浙、淮南六路。庐陵：欧阳修的籍贯，宋代为吉州，在今江西省吉安市。
文章开头简单介绍东园处在真州的位置及东园的来历。真州位于长江北岸，东临大运河，是水上交通要道，故曰“当东南之水会”。接着写江淮、两浙、荆湖正副发运使施昌言、许元和判官马遵三人，利用闲暇时间“得州之监军废营以作东园”。又写许元于皇祐三年八月来京城办公事，带来东园图，并向作者介绍了东园的情状。先说东园面积广百亩，有流水横其前，园中有池、台、亭、阁、舟、堂、圃等，且特色各异：池很清，而“浸其右”；台很高，而“起其北”；亭名“拂云”，以夸张其极高；阁名“澄虚”，以形容池水极清；舟为“画舫”，以突出其华美；堂可供“请宴”；圃可供“射宾”。再写今日园中景物的美丽、壮观与游人的欢乐，与昔日的荒僻残破、阴森恐怖相对比。作者连用三组结构相同的排比句式，通过今昔对比，强调如今东园景象的美丽多姿和游人的欢乐欣喜，还指出“其物象意趣，登临之乐，览者各自得焉”，园中之景不能在图上一一画出，也不能由许元一一道来，只能得其概略，所以说这篇园林碑记也只能“书其大概”。接着点出请作者作记的意图，说东园是四方之宾客与建园者共乐之地，四方之士没有一天不来，而那三个建园者却总有一天要离开，若“不为之记，则后孰知其自吾三人始也”。最后称颂许元三人通力合作，朝廷、民间供应充足，东南百姓无怨愁之声，闲暇之时，又“与四方之贤士大夫共乐于此”，称其精神之可贵。 这是一篇风格独特、写法新颖的庭园记。作者未曾到真州东园实地游览，而全凭所见到的一幅图画和庭园主人的一番口头介绍写成这篇文章，却能把叙述对象写得如此真实可感、气象万千、美丽诱人。全文最吸引眼球的地方是对东园美丽风光的描绘。这种描绘有三点值得注意：一、全部描写，皆借他人之口、以第三者的语气说出，在表现手法上可以说是一种创新。二、着意于东园修建前后的巨大变化。在描写现在的台池亭阁、流水画舫、佳花美术、清宴弦歌的同时，对比描写了昔日此地的破败荒凉。这种对比描写不但加倍衬托出现在的美，而且含蓄地赞扬了庭园的修建者为这种美付出的艰辛。三、句法也有创新。像“台，吾望以拂云之亭”等数句，就是创新之句。此外，全文用了二十余个“之”字，和《醉翁亭记》连用二十余个“也”字一样，都使文章增加了回环往复的形式美和一唱三叹的音韵效果。
菱溪的巨石共有六块：其中四块已经被人取走了；另一块虽然体积不大形状却很奇特，也被当地百姓收藏在家中；那块最大的，还静静地仰卧在溪水之旁，因为它太难搬动，故而得以存留在这里。每到天气转寒秋霜降落溪水干涸后，大石便显露出来，溪旁的人见此石形状怪异，往往把它当成神灵来祭祀。
菱溪：溪名，在滁州东，源出永阳岭，南入清流河。偃然：倒卧状。
菱溪这条小溪，当地方志的图画和正文都没有记载。唐朝会昌年间，滁州刺史李渍写过一篇《荇溪记》，说此水是从永阳岭流出来的，向西经过皇道山之下。到实地探求考察，如今并没有叫做荇溪的溪流。再向滁州人打听，人们都说：这条小溪就是荇溪。杨行密占据淮南的时候，淮南人因为要避讳他的名字，才改“荇”字为“菱”字。这种说法于理是讲得通的。
刺史李渍为《荇溪记》：《全唐文》卷七六一载：“李潢，武宗朝官洛阳令，迁滁州刺史。”他曾写过一篇《荇溪新亭记》，今收录在《全唐文》中。永阳岭：在滁州北三里。皇道山：在滁州东北十七里。杨行密有淮南：唐末大乱时，合肥人杨行密曾被唐王朝封为弘农郡王。后来唐朝失去了对国家的控制，杨行密便占据淮南一带，自称吴王。
菱溪旁边好像还有一片遗址，当地人说那是五代时期大将刘金的宅基，巨石就是刘金家的旧物。刘金是伪吴政权时颇受宠信的将军，和杨行密一道从合肥起兵，当时号称三十六英雄，刘金就是其中之一。刘金原本是个武夫健卒，居然能够懂得珍爱欣赏世间奇异之物，有斯文雅致的爱好，是不是因为遭逢乱世功成志满、因过于富贵而骄奢安逸才使他产生了这样的雅兴呢？追想他当年的池塘、台榭、奇木、异草，和这块巨石是很相称的，也算得上是一时的盛事了。如今刘氏的后代散居在滁州成为一般的农户，还有居住在菱溪旁的。
刘金：《新唐书·杨行密传》载，乾宁二年（895年），杨行密袭击濠州（今安徽钟离），俘虏了濠州刺史张燧，命部将刘金守卫。《十国春秋刘金传》载，刘金担任濠州围练使，威名大震，为濠州人所称颂。伪吴时贵将：谓刘金是杨行密政权非常知名的大将。金本武夫悍卒：刘金原本只是个武夫。为儿女子之好：谓刘金竟然有如此的雅兴。编民：编入官府民籍的固定居户。
我感慨人事的兴废无常，又因此石状貌可爱却遭到遗弃深感可惜，于是找来三头牛将它拉到幽谷泉旁，又寻找那块比较小的，在白塔镇民朱氏家找到了，于是将它们分别立在丰乐亭的南面和北面。丰乐亭挨着城墙离城里很近，可以作为滁州百姓逢年过节游玩观赏的景物。
予感夫人物之废兴：我对于历史上人和事的兴起衰败颇有感慨。惜其可爱而弃也：可惜它非常可爱却遭到废弃。幽谷：幽谷泉，也在滁州。于亭：指修建丰乐亭。
世间事物当中那些出奇的，丢弃在幽暗荒远之处，是很可惜的，放置在人的耳目所及之处，喜爱它们的人又难免取回自己家里。啊！刘金这个人虽然没什么值得称道的，然而毕竟也算个雄杰勇武的人，他平生的志向难道不宏伟吗？等到他身死之后，不过是一片荒芜零落，他的子孙也都沉沦民间默默无闻，还能指望永久拥有这些石头吗？这个故事可以作为对富贵之人的告诫。而喜好珍奇玩物的人听到有这样的奇石，前来欣赏就已十分满足了，何必非要取回自己家里去呢？
文章首先开篇点题，交代菱溪石的处所、环境，以“溪旁人见其可怪，往往祀以为神”来突出石之“奇”。然后追溯其源，石的处所原为五代时权贵刘金的园囿。刘金为吴国杨行密的部将，以骁勇知名。其视菱溪石为奇物，据为已有。岁久废圮，石亦湮没。作者“惜其可爱而弃”，遂辇致于丰乐亭两侧，供滁州百姓观赏。一石一事，平平常常。然而作者的高明之处就在于其笔触并不停留在对菱溪石客观的、表象的记叙上，而是以“人物之废兴”为契机，由此挖掘出富有深刻思想意义的内涵。昔日刘宅“陂池台榭、奇木异草与此石称，亦一时之盛哉。”而今时过境迁，“及其后世，荒堙零落，至于子孙泯灭而无闻”。作者于今与昔的鲜明对比中，发出富有警策性的告诫：“嗟夫！刘金者虽不足道，然亦可谓雄勇之士，其乎生志意，岂不伟哉。及其后世，荒堙零落，至于子孙泯没而无闻，况欲长有此石乎？用此可为富贵者之戒。”最后一段议论卒章显志，表明了写记的目的，是希望“富贵者”不要因好奇而将石据为已有，其用意是颇为深切的。由于那些“富贵者”骄奢淫佚，横征暴敛，致民穷财尽，国势日衰。作者忧心如焚，寄希望于革新。庆历新政的失败，使作者的抱负无以实现，虽贬官滁州，但并非饱食终日无所用心，而是提出为政“宽筒”的主张。强调民生之安定，“节用以爱农”，以此缓和统治阶级与人民之间的矛盾。文章于一石一事所发的议论，正是作者这一政治主张的具体体现。 作者以石为题，通过由此及彼的联想、对比，于平凡小事中，挖掘出治国为政以民为本的深刻道理，可谓于微见著，平中见奇。作者这一深刻主旨的表达，不以深隐为奇，而是写得浅显平易，“文不雕饰，而辞切意明”。充分体现了欧文既明白晓畅，又精炼含蓄、耐人寻味的艺术风格。
县丞一职是用以辅佐县令的，对于一县的政事没有什么不应过问。其下是主簿、尉，主薄和尉才各有专职。县丞的地位高于主簿、尉，逼近县令，照例为了避嫌疑而对公事不加可否。在公文发出之前，吏胥怀抱已拟成的案卷，到丞那儿去，卷起前面的内容，用左手夹住，右手摘出纸尾签名处，像鹅和鸭那样摇摇摆摆地进来，直立斜视，对县丞说：“您还要署一下名。”县丞拿笔望着应由自己署名的位置，谨慎地签上名字。抬头望着小吏，问：“可以了吗？”小吏说：“就这样。”然后退下。县丞不敢稍稍了解一下公文的内容，茫然不知道是什么事情。官位虽较高，实权和势力反而在主簿、尉之下。民间谚语列举闲散多余的官职，一定说到县丞，甚至把丞作为相互谩骂的话。设立县丞一职。难道本意就是如此吗？
蓝田县：唐代属中道京兆府，今属陕西西安市。壁记：在大厅前后墙壁上记载官职设置及变迁，表彰前任，以励来者，因而有作记的文体。丞：县丞。贰（èr）：副贰、辅佐。文中作动词用。令：县令。唐代制度，京都旁的各县称为畿县（蓝田即为畿县），置令一人，丞一人。主簿、尉：均为县令、县丞之下的官职。县署内设录事、司功、司仓、司户、司兵、司法、司士七司，主簿领录事司，负诸司总责。尉主地方治安。分职：分理诸司，各有专职。丞位高而逼：县丞官位高于主薄、尉，如果真的管起来，很容易侵犯县令的权力。逼：迫近，侵迫。例以嫌不可否事：按照惯例为了避嫌疑而对公事不表示意见。文书行：在传布公文的时候。行：传布。成案：已成的案卷。公文由主管各司拟稿，经县令最后判行，成为定案。诣（yì）：到。卷其前：卷起公文的前面部分。意即吏不需要丞知道公文的内容。钳（qián）以左手：用左手夹住（卷起的部分）。钳：用手指夹住。右手摘纸尾：用右手摘出纸尾。摘：拣出某一块地位的意思。雁鹜（wù）行：指一种走路姿态，即鹅行鸭步之意。一说，雁鹜就是鹅和鸭子。平立：站着。睨（nì）：斜视。涉笔：动笔。占位：看着应当署名的地方。惟谨：很谨慎。惟：发语助词。略省：稍稍了解一下。漫：完全。数：数说，列举。慢：散慢，无关紧要，文中指闲散官职。訾（zǐ）謷（áo）：诋毁。丞之设，岂端使然哉：设立县丞一职，难道本意就是如此吗？端：本。
博陵人崔斯立，勤学苦练，以积累学问，他的学问包容宏深，境界广阔，每天都有长进，并且逐步显露出来。贞元初年，他怀藏本领，在京城与人较量文艺，两次得中，两次折服众人。元和初年。他任大理评事，因为上疏论朝政得失而被贬官，经过两次迁谪，来到这里做县丞。刚到时，他叹息说：“官无大小，只怕自己的能力不能称职。”在只能闭口无言无所作为的现实面前，他又感慨地说：“县丞啊，县丞啊，我没有对不起县丞，县丞却对不起我！”于是完全去掉棱角，一概按照旧例，平平庸庸地去做这县丞。
博陵：地名，在今河北蠡县南。崔斯立：名立之，字斯立，生平不详，作者好友。种学绩文：以耕田织布为比喻，说崔斯立勤学苦练，学有根柢。绩：缉麻。以蓄其有：以积累学术修养。泓（hóng）涵演迤（yí）：包孕宏深，境界广阔。日大以肆：每天都有进步，并且渐渐显露出来。贞元：唐德宗年号（—年）。战艺：以文艺与人较量，指应试。再进：崔斯立于贞元四年（年）登进士第，贞元六年（年）中博学宏词科。再屈千人：两次战胜众人。底本原作“再屈于人”，出人头地的意思。两说皆通，此据他本。元和：唐宪宗年号（—年）。大理评事：官名，掌刑法，属大理寺，上有卿、少卿、正、丞。言得失：上疏论朝政得失。黜（chù）官：被贬官。再转：经过两次迁谪。官无卑：官职不论大小。顾：只是。塞职：称职。噤（jìn）：闭口不言。枿（niè）去牙角：去掉牙和角。枿：同“蘖”，绝。一蹑（niè）故迹：完全按照过去的样子。蹑：踩。崖岸：比喻原则。
县丞的办公处原来刻有一篇壁记，但房屋损坏漏水而遭污损，已无法阅读。崔斯立为之换椽易瓦，粉刷墙壁，将前任县丞的名氏全部写上。庭院里有老槐四行，南墙有大竹千株，昂首挺立，好像互不相下，水声汩汩绕庭阶而鸣。崔斯立把厅屋里外打扫干净，种上两棵相对的松树，每日在庭中吟诗。有人问他，他就回答说：“我正有公事，您暂请离开这里。”考功郎中知制诰韩愈记。
桷（jué）：方椽。墁（màn）：涂壁的工具。这里作动词用，为涂抹。悉书：全部写上。梃（tǐng）：枚，棵。底本作“挺”，此据他本。俨立：昂首挺立。㶁（guó）：水声。除：庭阶。痛扫溉：彻底洒扫。吟哦：吟诗。底本无“吟”字，此据他本。考功郎中：官名，属吏部，掌内外文武官吏之考课。知制诰（gào）：官名，负责起草皇帝行下的诏敕策命，一般由中书省舍人担任。作者是以考功郎中兼知制诰。
作者首先敏锐、直截地指出：“丞位高而逼”，唐代县令是正六品上，为一县的最高行政长官，县丞是正八品上，为一县的副长官，以下又有主簿、尉等。因为县丞的职位略低于县令，所以说“位高”，但他假如认真尽责地办事，又可能会被认为侵犯了县令的职权。由此可以想象，在这种情况下县丞必然遭到县令的顾忌。但作者对此并没有做直接描述，而是以县丞和县吏两个形象所表现的县丞签署公文的细节，形象地再现了县丞在任中的具体情形，同时或显或隐地凸显、隐示出县丞、县吏包括县令各等人的心理。当公文发行，吏员要拿成案请县丞签署的时候，吏将公文“卷其前，钳以左手，右手摘纸尾，雁鹜行以进，平立睨丞曰：‘当署’”而县丞不仅“署惟谨”，并“目吏，问可不可”，在取得吏员的首肯后，他才安心退下，对所签署的公文，却“不敢略省，漫不知何事”。在县丞面前，县吏半卷公文，鹅行鸭步，平立，斜看等一系列极具个性化的行为神情，无不显示出他对前者的轻视、蔑视和小人仗势欺人的心态；县丞的谨言慎行，不敢越雷池一步，也将其备受挟持的情状表现得历历在目。文中虽一字未及县令，但在这两人不同于常情的神态对比中，县令的骄横、个人权力范围的不容侵犯也就在无形的衬托中俨然而出。作者细致传神的笔触，使文字的摹形达意如同绘画中工笔与写意相结合，活绘出了一幅官场讽刺图。文章用近乎白描的手法通过刻画人物言行状貌展示人物的心理，以深刻的感性形象去揭示事物本质，叩击读者心弦，取得了鲜明而强烈的效果。 文章在后半部分又以崔斯立任蓝田县丞的事迹经历对题旨加以具体佐证。被黜官降至县丞职位的崔斯立，从最初的认为官职无尊卑，“顾材不足塞职”的踌躇满志，到后来“余不负丞，而丞负余”的痛心长叹，给读者提供了充分的想象空间。一个有才能、有抱负的人是怎样在官场倾轧中被磨去棱角、萎靡心志的心路历程，不言而喻地被展现了出来。最后崔斯立虽重修壁记，但人却如赋闲般日日吟哦于松林间，并冠冕堂皇地躲避过问公事。一句“余方有公事，子姑去”，使作品对唐朝这类政治现状的深刻嘲讽，得到了淋漓尽致的表现。 厅壁记本是一种记叙前后任为政履历的官样文章，但作者写来，却一点也不板滞。它一反旧例，具体描绘县丞在文书上签字的情景，只用寥寥数语，就把县吏仗势欺人、县丞逆来顺受的神态刻画得栩栩如生，酷似一篇文笔洗练而生动的微型小说，而县丞有职无权、形同虚设的尴尬境地也就昭然若揭了。这样充满着辛辣的讽刺意味的文章，在厅壁记中真可谓别具一格。
我到滑县三个月后，就在官署东边的偏室，修建了我休憩的居所，并把它命名为“画舫斋”。画舫斋的宽度有一间屋子那么大，它的深度有七间屋子那么长，用门将房子连通起来，凡进入我的画舫斋，就好像到了船上。屋子深暗的地方，就在顶部凿洞开窗，使屋子明亮起来；空疏通达的地方，就在两边砌上栏杆，作为坐立的依靠。凡是在斋中休息，就像在船上休息一样。屋外山石高峻，各种美丽的花草树木种植在屋檐的两边，人在斋中又像是泛舟江中，左右两边的山林交相辉映，都令人喜爱。于是就用“舟”来命名我的居室。
滑：滑州，今河南滑县。署：官署，衙门。治：修理。燕私之居：歇息的地方。广一室，其深七室：一间房子宽，七间房子深。温室之奥：指画舫斋最里面的房子。奥：深处。其虚室之疏以达：靠外边的房子没有墙壁，疏朗而通达。蝤崒：峥嵘高峻的样子。泛乎中流：船行在大河之间。
《周易》的卦象，涉及到经历艰难险阻的，就一定称作“涉川”。这是因为“舟”这种物件，是用来渡过难关而不是用来安居的。我在官署修建的居所，是用作闲居休憩的，却反而用“舟”来命名，这难道不违背常理吗？况且我又曾经因为获罪被贬谪，行走在江湖之间，从汴河渡过淮河，又沿长江漂流，到了巴峡，再辗转进入汉水和沔水，总计水路行程几万里。其间途路蹇阻多难，突然遭遇大风浪恐惧的时候，常常呼唤神灵保佑以使自己脱离危险而保瞬间性命的情形，已经有很多次了。当恐惧的时候，我环顾船上的人，不是商人就是做官的，于是暗自感叹，认为如果不是贪图利益和身不由己的人，谁愿意到这里来呢？全靠老天的眷顾，我得以保全性命。我能够除去以往的罪责，在朝廷任职，来到这滑州，饱吃官粮，安居官署。回想起从前我辗转高山大河的经历，乘船的危险，蛟龙龟鼍的出没，波涛的汹涌，总使我在睡梦中惊醒。而我却忘记了自己遭受的艰难险阻，还用“舟”来命名我的斋室，难道我真的喜欢在船上生活吗？
戾：乖戾，悖谬。羁穷不幸：仕途挫折，颠沛流徙。叫号神明：呼唤上天保佑。数：屡次。除去宿负：免去以前受贬谪的罪愆。
然而我听说古时候的人，有的逃离世俗远离江湖而逍遥，终身都不肯再返回尘世之中，他们肯定有感到快乐的地方。如果不是在危险当中求得利益，如果不是因为犯罪而身不由己，而是在船上顺风而行，风平浪静，傲然倚躺，一目之内就可以走千里的路程，那么乘船而行难道不是一件乐事吗？考虑到我确实没有空闲的时间，而“舫”是一种休憩娱乐的船，姑且用此命名我的斋室，为什么说不合适呢？
诚有所未暇：意思是世乱方甚，自己应该做一番事业，还不能脱身世外，漫游江湖。奚曰不宜：怎么能说不对呢？
我的朋友蔡君谟擅长写大字，字体甚为奇崛雄伟，我请求他在斋室的门楣上题写大字，可是怕他对我的斋室的命名有疑问，所以写了这篇文章作详细解释，并把它挂在墙上。
蔡君谟：蔡襄，字君谟，作者朋友，当时以书法著名。置于壁：刻石砌入墙壁间。
壬午年十二月十二日记。
文章首先解释命名的具体原因：一是斋广一室，深七室，其形似舟；二是斋中数室各具特色，或深奥温暖，如同船舱，或虚空四壁，如窗外两舷，处于室中，犹如在舟；三是斋之左右风景如画，花木山石分别两侧，斋置于其中，好似一舟行于山林相间的江水之中。同时，作者也生动地描绘了画舫斋的结构特点和它所处的自然环境，富有特色的建筑和山石花木交相辉映，构成一幅赏心悦目的画面。接着顺应画舫之名，转而言舟，作者先从《周易》说起，用渡河比喻处境危难，用船来摆渡，比喻自己从政治漩涡中摆脱出来，从汴水出发，渡淮河，沿长江上溯历尽艰险。人生旅途也需要有船来作为战胜艰难险阻的工具，现在我却忘记了困难和险阻，还用船来给房间起名，难道我果真喜爱船上的生活吗？作者觉得这种在江湖之上享受战胜大风大浪的快乐，也是人生的一大趣事。进而又云：我听说有的古人为逃避世事远远来到江湖上面，终身不肯回头，这里一定有某种快乐，如果不是因为贪求财利，不是因为有罪或身不由己，那么，一帆风顺，水波平静，心情平缓地躺在枕席之上，一天便可到达千里之外的地方，这样乘船难道不快乐吗？作者谈这两种“乐”，都不是现实中的“乐”，只是一种理想，一种追求，而现实中的“江湖”和“舟之行”，带给他的都是一种不幸和痛苦。作者以舟名斋，用“画舫斋”这个饱含深意的词来时时警醒自己，即现在虽然列官朝廷，享受优厚待遇，但要居安思危。最后又回到现实中来，请朋友蔡君谟题词，白抒胸臆，宣泄他内心的积郁。 作者抓住以舟名斋这个中心主题，反复发挥，追忆自己的经历，联想古代的隐士，逐层递进转折，层层加以剖析，既简明又深婉地抒写了自己复杂的内心世界。全文情景交融，饱含哲理，充分体现了作者豁达开朗的情怀，及其居安思危的思想。
我读过史记中六国世家的故事，内心感到奇怪：全天下的诸侯，凭着比秦国大五倍的土地，多十倍的军队，全心全力向西攻打崤山西边面积千里的秦国，却免不了灭亡。我常为这件事作深远的思考，认为一定有能够用来自求安定的计策；因此我总是怪罪那时候的一些谋臣，在考虑忧患时是这般的粗略，图谋利益时又是那么的肤浅，而且不了解天下的情势啊！
六国：齐、楚、燕、赵、韩、魏。世家：《史记》记述诸侯王的传记称为世家（农民起义领袖陈涉、儒家创始人孔丘也被列人世家，此属例外）。“六国世家”，即六国诸侯王的传记。窃：私下，用作表示个人意见的谦词。五倍之地、十倍之众：谓六国与秦相比，有其五倍的土地、十倍的人口。山西：古地区名。战国、秦、汉时期，通称崤山或华山以西为山西。这里指崤山以西。咎：怪罪。疏：粗忽。势：大势、形势。
秦国要和诸侯争夺天下的目标，不是放在齐、楚、燕、赵等地区，而是放在韩、魏的边境上；诸侯要和秦国争夺天下的目标，也不是放在齐、楚、燕、赵等地区，而是放在韩、魏的边境上。对秦国来说，韩、魏的存在，就好比人有心腹的疾病一样；韩、魏两国阻碍了秦国出入的要道，却掩护着崤山东边的所有国家，所以全天下特别看重的地区，再也没有比得上韩、魏两国了。从前范雎被秦国重用，就征服了韩国，商鞅被秦国重用，就征服了魏国。秦昭王在还没获得韩、魏的归心以前，却出兵去攻打齐国的刚、寿一带，范雎就认为是可忧的。既然这样那么秦国忌惮的事情，就可以看得出来了。
不在齐、楚、燕、赵：这四国皆远离位于西部的秦国，不与其接壤，故云。而在韩、魏之郊：韩国疆土有今山西东南部和河南中部，介于秦、楚、魏三国之间，为军事上必争之地。故云秦吞六国，首先战事当发生在“韩、魏之郊”。郊，邑外为郊野。周制，离都城五十里为近郊，百里为远郊。后泛指城外、野外。与下句“韩、魏之野”，的“野”，同义，都是田野、国土的意思。塞：阻塞，挡住。冲：要冲，军事要道。蔽山东之诸侯：遮蔽了崤山以东的各诸侯国。范雎：字叔，战国时魏人。后入秦说秦昭王，他曾劝说昭王：“天下无变则已，天下有变，其为秦患者孰大于韩乎？王不如收韩。”（《史记·范雎蔡泽列传》）收韩，收服韩国。商鞅：也叫卫鞅，卫国贵族，公孙氏。后入秦，劝说孝王伐魏，“秦之与魏，譬若人之有腹心疾，非魏并秦，即秦并魏······孝公以为然。使卫鞍将而伐魏······尽破之以归秦。”魏惠王恐，“乃使使割河西之地献于秦以和。”（《史记·商君列传》）故云“用于秦而收魏”。“昭王未得韩魏之心”三句：范雌说秦王曰：“夫稚侯越韩、魏而攻齐纲寿，非计也。少出师，则不足以伤齐；多出师，则害于秦。······越人之国而攻可乎？其于计疏矣。······王不如远交而近攻。得寸，则王之寸也；得尺，亦王之尺也。今释此而远攻，不亦缪乎！”（《史记·范雎蔡泽列传》）刚，故刚城，今山东省宁阳县。寿，今山东省郓城县。
秦国要对燕、赵两国动用兵力，这对秦国是危险的事情；越过韩、魏两国去攻打人家的国都，燕、赵在前面抵挡它，韩、魏就从后面偷袭他，这是危险的途径啊。可是当秦国去攻打燕、赵时，却不曾有韩、魏的顾虑，就是因为韩、魏归附了秦国的缘故啊。韩、魏是诸侯各国的屏障，却让秦国人能够在他们的国境内进出自如，这难道是了解天下的情势吗？任由小小的韩、魏两国，去抵挡像虎狼一般强横的秦国，他们怎能不屈服而归向秦国呢？韩、魏一屈服而归向秦国，从此以后秦国人就可以出动军队直达东边各国，而且让全天下到处都遭受到他的祸害。
乘：乘势攻击。附：依附。障：屏璋。委：托付。区区：小，少。
韩、魏是不能单独抵挡秦国的，可是全天下的诸侯，却必须靠着他们去隔开西边的秦国，所以不如亲近韩、魏来抵御秦国。秦国人就不敢跨越韩、魏，来图谋齐、楚、燕、赵四国，然后齐、楚、燕、赵四国，也就因此可以在他们的领域内安定自己的国家了。凭着四个没有战事的国家，协助面临敌寇威胁的韩、魏两国，让韩、魏没有防备东边各国的忧虑，替全天下挺身而出来抵挡秦国军队；用韩、魏两国对付秦国，其余四国在后方休生养息，来暗中援助他们的急难，像这样就可以源源不绝地应付了，那秦国还能有什么作为呢？诸侯们不知道要采行这种策略，却只贪图边境上些微土地的利益，违背盟誓、毁弃约定，来互相残杀同阵营的人，秦国的军队还没出动，天下的诸侯各国就已经困住自己了。直到让秦国人能够趁虚而入来并吞了他们的国家，怎不令人悲哀啊！
当：抵当。折：损折。东诸侯：山东的诸侯，这里指齐、楚、燕、赵。摈（bìn）：排除。完：全，这里指保全国家的完整。寇：敌寇，侵略者，这里指秦国。出身：献身。“以二国”三句：意谓用韩、魏二国的力量共同对付秦国，齐楚燕赵四国则可在后方休养生息，并且暗地帮助韩、魏二国的急需之物。阴助，暗中帮助。疆埸（yì）：边界。背盟败约：即“背败盟约。背，背弃。败，破坏。自相屠灭：指六国间自相残杀。伺其隙：窥侧着六国疲困的可乘之机。
此文的开头，欲擒故纵，引出论题。六国“以五倍之地，十倍之众”的绝对优势，却相继为秦所灭，乃是决策者目光短浅，“不知天下之势”之故。随之，从当时的“天下之势”展开论述。 文中反复论证秦与六国争天下，关键就在韩、魏之郊野。因为对秦来说，韩、魏首当其冲，若韩、魏不附，乃是其腹心之疾；对山东之各诸侯国来说，韩、魏是他们理想的屏障。所以在七雄相斗的形势下，韩、魏的地位就显得特别重要。这就是当时起决定作用的“天下之势”。 形势摆出之后，接着从正反两方面引例作证。以秦来说，范雎受秦重用，立即助秦昭王收韩；商鞅受秦重用，则助秦孝公收魏。当韩、魏未附秦之时，昭王出兵攻齐，范堆忧之。由此证明秦欲争得天下，必先收韩、魏而后可。当秦军越韩过魏而攻燕赵，这本身是件冒险之举，若燕赵正面迎战，韩、魏再乘机击之于后，那就有全军覆灭的危险。然而事实并非如此，秦人远攻燕赵，却毫无韩、魏之忧，那是因为韩、魏屈于秦之淫威而已归附它的原故。文章写到这里，再作收束，归结到“天下之势”。如此说来，韩、魏附秦是不识天下之势了；进而又为其开脱：韩、魏本身势孤力弱，面对虎狼之秦，又怎能自保而不归附于秦呢？其中自含山东各诸侯国“不知天下之势”而不助韩、魏杭秦之意。正由于六国都不能正视天下之势，以致秦人得以东指而“天下追受其祸”。 末段再从各诸侯国着笔，阐明作者为其构想的“自安之计”。当时的天下之势，一方面韩、魏不能单独杭拒强秦，另一方面，山东各诸侯国又要借助韩、魏以巴秦。那最好的办法就是山东诸国应不惜代价去“厚韩亲魏以摒秦”。这样，就会出现另一种局面：秦人不敢越过韩、魏的土地远攻齐、楚、燕、赵；而齐、楚、燕、赵也就能安居后方。一旦齐、楚、燕、赵能与韩、魏通力合作，相互支援，那秦国就不能有所作为。这确是当时拯救六国危亡的良方。末尾笔锋一转，回到冷酷的历史现实：即六国决策者目光短浅，不识“天下之势”，彼此“背盟致约，以自相屠灭”，以致“秦兵未出而天下诸侯已自困突”，从而自食恶果，相继灭亡。文章截然而止，含不尽感慨。 全文紧扣“天下之势”，纵论六国与秦争天下中的成致得失，层层解剖，鞭辟入里，说透“自安之计”。而笔又一气流注，曲折尽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