该词所描写的就是带湖附近一个偏远山村的风土人情。这里鸡鸭成群，桑麻茂盛，山民吃饱便罢，别无所求，嫁女娶媳，怡然自乐，宛若世外桃源。此词题为“戏”作，故笔触轻灵，情趣盎然，流露出词人对田园生活的欣喜之情。词中描述鸡鸭成群，桑麻生长的生活，这朴实、安静、平稳的农村生活使词人羡慕。他希望做个农民，过过这种生活，什么都不用想，只要能吃饱，安安静静的生活就算了。“新柳树，旧沙洲”，农村生活没有什么大的冲击和变化，只有这条小河水，去年从那边流，今年从这边流。就是这个地方的儿女，不嫁余家就聘周。这就以典型的细节描写，反映出农村极为朴实的生活情景。

词人写农村的朴实，是为衬托官场的复杂；写农村的简朴安静，是为了反衬官场的恶浊与倾轧，从而表现了作者厌恶官场，热爱农村生活的思想。

语言清新，内容朴实是这首词的特点。

这首词将作者重回田园，见到秀美的田园风光时的欣喜之情，借期思卜筑的所见表达得妙趣横生，同时也隐含着几许感慨之意。

词的上片，描绘期思秀美的山水风光，表明作者要在此地选地造屋的意图。起韵总揽期思山水，看见在翠色屏风般围绕的万山中，一条水从西边流出，在山间形成巨大的瀑布，宛如千丈白虹，从晴天垂下。此处“翠屏”写山，表现出山的秀丽，“千丈晴虹”形容瀑布，化动为静，化力为美。而在美中依然有足够的气势。把期思这个小山村的地理环境形容得雄奇秀逸，流露出作者的不胜欣喜之情。接韵以一“喜”字，领起一个参差对仗的“扇面对”，直接点明自己的喜欢。作者借杜甫经乱之后得以重回他所欣爱的成都草堂的喜悦，和陶渊明隐居柴桑时对斜川的赞美，来表明自己类似的心情。从中看不出作者被罢官的失意，说明作者与上次被罢免的心态不同，对于官场这块“鸡肋”似乎已经无所留恋。“老鹤高飞，一枝投宿，”长笑蜗牛戴屋行，以带有浓郁感情色彩的议论，表明自己志同老鹤，随遇而安，栖身一枝，即可逍遥的旷达的人生态度，并以那戴屋而行、为物所累的蜗牛做对比，显示出不肯卸下物质重担者的愚蠢。这一句是承接上文描绘期思的美和欣喜而来，同时又为下文“卜筑”于此做了铺垫。最后一句正面点出卜筑的意思。

下片以拟人手法，叙写作者寄情山水的乐趣。写得融情入景，意象灵动而笔力遒劲。接下来两句，遥接开始的“十里翠屏”一句，总写青山对自己归来的欢迎。作者赋予青山以人的性格和感情，说这高峻的青山，本来是意气峥嵘，颇不趋俗的，现在为了欢迎自己回来，竟然显出一副妩媚的样子。以下用一个“解”字，领起一个扇面对，专写青山的妩媚。说青山懂得驱使花鸟云水，对作者频频前歌后舞，暮送朝迎，殷勤，盛情之状可掬，足以令自己乐而忘忧。这里用笔灵活，意态妩媚，本来作者自己喜欢这山中风光，见到花歌鸟舞、云水来去十分欢欣，可是偏翻转来说，从青山的角度来描写。下句顺势写作者对此佳山好水的逢迎，感到心旷神怡，并油然升起了驾驭它的豪情。词人说：做为一个酒圣诗豪，怎么能够没有“权势”呢？既然你这青山对我如此有情，我于是从今天开始要驾驭你了。在这里，作者以酒圣诗豪自居，以主宰山水自许，表现出他的豪迈。然而，作者以山水主人自命，也隐含着无所事事，一腔才情只落得驾驭山水的悲凉。结尾由前文的兴高采烈，转入托笑山灵的自嘲，嘲笑自己一事无成，白发归耕的失意。前文明快喜悦的调子，产生了一个出人意外的跌宕，暗示出作者受挫失意的心情。

全词即兴抒怀，指点山河，妙用比喻和拟人手法，造出一个雄奇妩媚兼容的意境，风格旷放而豪迈。

上片写自己退隐的感受。既有喜也有怒，“怒”的是被迫闲居，“喜”的是离开朝廷是非地，这是后退一步的想法。起句破空而来，探寻什么事物能左右作者喜怒哀乐之情。这句词是从《世说新语》点化而来的。据《世说新语》引荆州民谣说：“髯参军，短主簿，能令公喜，能令公怒。”原意是说王恂和郗超多智术，能操纵桓温的感情，使其喜、怒。而此处只是借以提出问题，引出下面的叙议。“山要”二句紧承“何物”二字，阐述其喜怒的原因。言山要人来此居住，而人却要山没有意念。如果山没有意念，则和作者之心相同，便能使作者喜欢；反之，则会使作者愤怒。用拟人手法，表达了作者天人合一、寄情山水的强烈感情。“恰似”二句写自己闲居以来的思想状况。言其像“哀筝弦下齿”随着人弹奏力度之不同便发出或低或昂或喜或悲的声调一样，自己也随着客观事物的千变万化而产生“千情万意”，无穷无尽，反复不已，使自己长期处于矛盾痛苦之中，令人愤怒之极。

下片写对韩元吉的希望。换头写自己在带湖府第中建了一个“稼轩”，希望韩元吉能为它作篇序。韩愈有《郓州溪堂诗》，诗前有长序，记溪堂修建因由，并刻石于郓州，“溪堂韩作记”本意指此。洪迈曾为辛弃疾作《稼轩记》，韩元吉有无作记不见载籍，估计此处是因韩元吉与韩愈同姓，故连类而及，以便下文颂扬其文学才华。“今代”二句赞扬韩元吉文章写得好，元吉及其从兄可以和晋代著名诗人陆机与陆云相媲美。作者在《太常引·寿韩南涧尚书》词中说：“今代又尊韩，道吏部、文章泰山。”此处与之同意，都是称赞韩元吉文学成就之高。“老眼”二句写自己盼望心情之切。言其虽还没有见到韩元吉的佳作，自己已经沉醉其中，表达了作者对韩元吉的崇敬和喜悦之情，并对起句“喜怒”二字作出应有的回应，富有余味。由此词可看出辛词对题材的开拓，任何事情都可用词来表达，“词为艳科”的藩篱已不复存在。

全词叙述了自己落职闲居后的生活和喜怒哀乐，表达了作者对韩元吉的要求和希望，可谓千情万意，百感交集，但乐观仍为其基调。

这是一首送别词，主要是描叙元济之的离愁别绪的。词中没有写作者同元济之间的离愁别苦，这是本词和一般送别词的不同之处，也是它的主要特点。情调幽怨，相当动人。

起句写元济之的衰老。元济之倚枕而卧，显得有些衰老。接以“两鬓霜”三宇，则其白发苍苍、老态龙钟之状可知。“起听”句写其生活无聊。谓其有时起来，走到廊下，谛听檐溜的喧嚣声，以消磨时光，排遣心中的郁闷，可见其生活的寂寞与孤苦。“那边”二句写其对家乡的思念。欲写元济之思念家乡，先写家人思念元济之。这不仅使行文委婉曲折，更加重了元济之的思乡之情。啼粉，与啼妆同意，指薄拭眉下若啼之妆。而“玉筯消啼粉”，写其家人因相思而流泪，把啼粉都冲掉了。“这里”句，言元济之远游在外，日日思念家人，别肠如车轮旋转，无休无尽，则其思乡之甚可知。元济之如此思乡，很自然地就逗出了送别之意，从而点明了题旨。“诗酒”二句写元济之在外的生活。言其游历于山水之间，并和友人聚会饮酒，结社赋诗，徜徉于水云之乡，生活似乎极为潇洒飘逸，其实内心是很凄苦的，故接下去说“可堪醉墨几淋浪”。可堪，为不堪、哪堪之意。“醉墨淋浪”，化用欧阳修“新诗醉墨时一挥。别后寄我无辞远”，言其挥笔写诗作画，醉墨淋漓，其间着一“几”字，隐含机会不多之意。结尾二句承“醉墨”而发，借画发挥；言其“归家梦”和其所作图画一样，在画图中能把千里河山收入“寸许长”的画幅之中，而“归家梦”也能转瞬之间实现，从而表达出立即送其“归豫章”之意。在此，以画作比，语新意丰，蕴藉含蓄，耐人寻味。

公元406年（东晋安帝义熙二年），亦即是陶渊明由彭泽令任上弃官归隐后的第二年，诗人便写下了《归园田居》五首著名诗篇，当时诗人四十二岁。此诗是其中的第四首。

只做了八十多天彭泽县令的陶渊明，已实在无法忍受官场的污浊与世俗的束缚，他坚决地辞官归隐，躬耕田园，且从此终身不再出仕。脱离仕途的那种轻松之感，返回自然的那种欣悦之情，还有清静的田园、淳朴的交往、躬耕的体验，使得这组诗成为杰出的田园诗章，也集中体现了陶渊明追求自由、安于清贫、隐逸山野、洁身自好、远离官场、超脱世俗的美好情操。

作者之所以毅然弃官归田，并在这组诗的第三首《归园田居·种豆南山下》中表达了只求不违所愿而不惜劳苦耕作、夕露沾衣的决心，为的是复返自然，以求得人性的回归。这第四首诗的前四句写归田园后偕同子侄、信步所之的一次漫游。首句“久去山泽游”，是对这组诗首篇《归园田居·少无适俗韵》所写“误落尘网中”、“久在樊笼里”的回顾。次句“浪莽林野娱”，是“羁鸟恋旧林，池鱼思故渊”的作者在脱离“尘网”、重回“故渊”，飞出“樊笼”、复返“旧林”后，投身自然、得遂本性的喜悦。这句中的“浪莽”二字，义同放浪，写作者此时无拘无束、自由自在的身心状态；逯钦立校注的《陶渊明集》释此二字为“形容林野的广大”，似误。句中的一个“娱”字，则表达了“性本爱丘山”的作者对自然的契合和爱赏。从第三句诗，则可见作者归田园后不仅有林野之娱，而且有“携子侄辈”同游的家人之乐。从第四句“披榛步荒墟”的描写，更可见其游兴之浓，而句末的“荒墟”二字承上启下，引出了后面的所见、所问、所感。

陶诗大多即景就事，平铺直叙，在平淡中见深意、奇趣。这首诗也是一首平铺直叙之作。诗的第五到第八句“徘徊丘垄间，依依昔人居，井灶有遗处，桑竹残杇株”，紧承首段的末句，写“步荒墟”所见，是全诗的第二段。这四句诗与首篇《归园田居·少无适俗韵》中所写“暧暧远人村，依依墟里烟。狗吠深巷中，鸡鸣桑树巅”那样一幅生机盎然的田园画适成对照。这是生与死、今与昔的对照。既淡泊而又多情、既了悟人生而又热爱人生的作者，面对这世间的生与死、时间的今与昔问题，自有深刻的感受和无穷的悲慨。其在“丘垄间”如此流连徘徊、见“昔人居”如此依依眷念、对遗存的“井灶”和残杇的“桑竹”也如此深情地观察和描述的心情，是可以想象、耐人寻绎的。

诗的第九到第十二句是全诗的第三段。前两句写作者问；后两句写薪者答。问话“此人皆焉如”与答话“死没无复余”，用语都极其简朴。而简朴的问话中蕴含作者对当前荒寂之景的无限怅惘、对原居此地之人的无限关切；简朴的答话则如实地道出了一个残酷的事实，而在它的背后是一个引发古往今来无数哲人为之迷惘、思考并从各个角度寻求答案的人生问题。

诗的第十三到第十六句“一世异朝市，此语真不虚，人生似幻化，终当归空无”，是最后一段，写作者听薪者回答后的所感。这四句诗参破、说尽了盛则有衰、生则有死这样一个无可逃避的事物规律和自然法则。诗句看似平平淡淡，而所包含的感情容量极大，所蕴藏的哲理意义极深；这正是所谓厚积而薄发，也是陶诗的难以企及之处。正如朱光潜在《诗论》第十三章《陶渊明·他的情感生活》中所说，一些哲理，“儒、佛两家费许多言语来阐明它，而渊明灵心进发，一语道破。读者在这里所领悟的不是一种学说，而是一种情趣、一种胸襟、一种具体的人格”。读陶诗，正应从中看到他内心的境界、智慧的灵光，及其对世事、人生的了悟。

有些赏析文章认为作者此行是访故友，是听到故友“死没无复余”而感到悲哀。但从整首诗看，诗中并无追叙友情、忆念旧游的语句，似不必如此推测。而且，那样解释还缩小了这首诗的内涵。王国维曾说，诗人之观物是“通古今而观之”，不“域于一人一事”（《人间词话删稿》），其“所写者，非个人之性质”，而是“人类全体之性质”（《红楼梦评论·馀论》）。这首诗所写及其意义正如王国维所说。作者从“昔人居”、耕者言所兴发的悲慨、所领悟的哲理，固已超越了一人一事，不是个人的、偶然的，而是带有普遍性、必然性的人间悲剧。，而是带有普遍性、必然性的人间悲剧。

这首诗是陶渊明组诗《归园田居》五首的最后一首。对此诗的首句“怅恨独策还”，有两种解说：一说认为这首诗是紧承第四首《归园田居·久去山泽游》而作，例如方东树说，“怅恨”二字，承上昔人死无余意来”（《昭昧詹言》卷四），黄文焕也说，“昔人多不存，独策所以生恨也”（《陶诗析义》卷二）；另一说认为这一句所写的“还”，是“耕种而还”（邱嘉穗《东山草堂陶诗笺》中语）。这两说都嫌依据不足。如果作者所写是还自“荒墟”的心情，则组诗第四首《归园田居·久去山泽游》之“披榛步荒墟”为“携子侄辈”同往，应该不会“独策还”。如果作者是耕种归来，则所携应为农具，应如这组诗的第三首《归园田居·种豆南山下》所写，“荷锄”而归，似不应策杖而还。联系下三句看，此句所写，似不如视作“性本爱丘山”的作者在一次独游的归途中生发的“怅恨”。其“怅恨”，可以与此句中的“还”字有关，是因游兴未尽而日色将暮，不得不还；也可以与此句中的“独”字有关，是因独游而产生的孤寂之感。这种孤寂感，既是这次游而无伴的孤寂感，也是作者隐藏于内心的“举世皆浊我独清”（《楚辞·渔父》）的时代孤寂感。次句“崎岖历榛曲”，写的应是真景实事，但倘若驰骋联想，从象喻意义去理解，则当时的世途确是布满荆榛，而作者的生活道路也是崎岖不平的。联系其在《感士不遇赋序》中所说的“夷皓有安归之叹，三闾发已矣之哀”，不妨设想：其在独游之际，所感原非一事，怅恨决非一端。

此诗的三、四两句“山涧清且浅，可以濯吾足”，则化用《孟子·离娄》“沧浪之水清兮，可以濯我缨；沧浪之永浊兮，可以濯我足”句意，显示了作者的生活情趣和委身自然、与自然相得相洽的质性。人多称渊明冲淡静穆，但他的心中并非一潭止水，更非思想单纯、无忧无虑。生活、世事的忧虑固经常往来于其胸中，只是他能随时从对人生的领悟、与自然的契合中使烦恼得到解脱、苦乐得到平衡，从而使心灵归于和谐。合一、二两句来看这首诗的前四句，正是作者的内心由怅恨而归于和谐的如实表述。

这首诗写的是两段时间、两个空间。前四句，时间是日暮之前，空间是山路之上；后六句，则在时间上从日暮写到“天旭”，在空间上从“近局”写到“室中”。如果就作者的心情而言，则前四句以“怅恨”发端，而后六句以“欢来”收结。作者尝自称“质性自然，非矫厉所得”（《归去来兮辞序》），其“归田园居”的主要原因，如这组诗的首篇《归园田居·少无适俗韵》所说，为的是“复得返自然”，以求得本性的回归，保全心灵的真淳。这首诗所写的始则“怅恨”，终则“欢来”，当忧则忧，可乐则乐，正是其脱离尘网后一任自然的真情流露。

后六句的“漉我新熟酒，只鸡招近局，日入室中暗，荆薪代明烛”四句，写作者还家后的实事实景，如其《杂诗十二首》之一所说，“得欢当作乐，斗酒聚比邻”。从这四句诗可以想见：酒为新熟，菜仅只鸡，草屋昏暗，以薪代烛，宛然一幅田家作乐图。这样的饮酒场面，其实很寒酸，但作者写来丝毫不觉其寒酸，令人读者看来也不会嫌其寒酸，而只会欣赏其景真情真，趣味盎然。篇末“欢来苦夕短，已复至天旭”二句，即张华《情诗》“居欢惜夜促”意，也寓有《古辞·西门行》“人生不满百，常怀千岁忧，昼短而夜长，何不秉烛游”几句中所抒发的人生短促、光阴易逝的感慨。而为了进一步理解、领会这两句诗的内涵，还可以参读作者的另一些诗句，如《游斜川》诗所说的“中觞纵遥情，忘彼千载忧，且极今朝乐，明日非所求”，又如《己酉岁九月九日》诗所说的“从古皆有没，念之中心焦，何以称我情，浊酒且自陶，千载非所知，聊以永今朝。”从这些诗来看作者的这次欢饮，有聊以忘忧的成分，在“欢”的背后其实闪现着“忧”的影子。同时，作者之饮酒也是他的逃世的手段，是为了坚定其归田的决心，如其《饮酒二十首》诗所说，“泛此忘忧物，远我遗世情”（《饮酒·秋菊有佳色》），“纡辔诚可学，违己讵非迷，且共欢此饮，吾驾不可回”（《饮酒·清晨闻扣门》）。当然，他的饮酒更是与其旷达的心性相表里的；这就是他在《饮酒》诗的首章所说的“寒暑有代谢，人道每如兹，达人解其会，逝将不复疑，忽与一觞酒，日夕欢相持。”

朱光潜在《论诗》第十三章《陶渊明》中谈到渊明的情感生活时指出，他“并不是一个很简单的人。他和一般人一样，有许多矛盾和冲突；和一切伟大诗人一样，他终于达到调和静穆。”对于这首诗所写的“怅恨”、“欢来”以及“苦”时间之短促，是应从多方面去理解、领会的。

上阕以景起，气象雄浑，景物壮阔。接着，前结四个短句是起处写景的继续和演化。从人的感情说，开始位立江滨，见青山、红日、大江，心胸为之开阔，有此壮美之景。后来，随着江水望去，“长安远，在何处“，不见长安，只见渔灯客帆，于是感到“愁”来。上阕处理景、情、意的关系，理路清楚，而运笔有起伏。有衬托，以“长安远”为中间枢纽，前后时间。场景，顿生变化，由高远绮丽转为低小出寒，反映作者迷茫的心境，而通体不高“对江山”所见，词笔极为浑成。

下阕一连四短句十六个字，倾吐出满怀衷肠，语凄清苦。古人名换头为过变，或藕断丝连，或异军突起。这样汪洋恣肆地抒怀，是上阕酝蓄、堆积的结果，当感情的阀门一下打开，便一发不可收拾。“自悔儒冠误”，是一句十分悲愤感慨的话。“纨绔不饿死，儒冠多误身”（杜甫《奉赠韦左感丈二十二韵》）。富家子弟养享处代，而一般读书人往往潦倒一生。杜诗言辞激愤，溢于纸面，政治生涯不顺利的晁补之，前句用“暗想”，后句用“自悔”，表达了词人自怨自艾的情绪。普人阮籍，佯狂不羁，纵酒颓放，表现出他对当时政治的不满，实际上也是一种远祸全身的手段。他常驾车独游，等到路走不通了，便痛哭而返。这里词人觉得他和阮籍一样，施展自己的宏图抱负是不可能了，而羁于谪宦，欲归又不得归。换头后这四句是词人抑郁壅塞的感情的暴发。

这首词写作者贬玉溪（信州）后，面对江山兴起的悲伧情怀。上阕以写景为主。有青山、红日、大江、余震的绮丽壮景，也有几点渔火、一片客帆的凄迷景色，略寓感情。词的艺术上的成功，着重在下阕，于一泻无余倾吐衷曲后，用多种带有浓厚感情色彩的事物，层层渲染，步步加深来抒发因贬谪而产生的伦然之情，从红日暮到红烛暗，到津鼓响，时间的跨度长，调动的景物多，但写来如春蚕吐丝，条条缕缕，清晰明白，使词人的悲伦之情如见。既曲折，又明快，用古人的话说大抵是：“触景生情，复缘情布景，节节转换，稼丽周密。譬之织锦家，真窦氏回文梭也”（贺裳《皱水轩词筌》）。

这首诗是陶渊明组诗《归园田居》五首的最后一首。对此诗的首句“怅恨独策还”，有两种解说：一说认为这首诗是紧承第四首《归园田居·久去山泽游》而作，例如方东树说，“怅恨”二字，承上昔人死无余意来”（《昭昧詹言》卷四），黄文焕也说，“昔人多不存，独策所以生恨也”（《陶诗析义》卷二）；另一说认为这一句所写的“还”，是“耕种而还”（邱嘉穗《东山草堂陶诗笺》中语）。这两说都嫌依据不足。如果作者所写是还自“荒墟”的心情，则组诗第四首《归园田居·久去山泽游》之“披榛步荒墟”为“携子侄辈”同往，应该不会“独策还”。如果作者是耕种归来，则所携应为农具，应如这组诗的第三首《归园田居·种豆南山下》所写，“荷锄”而归，似不应策杖而还。联系下三句看，此句所写，似不如视作“性本爱丘山”的作者在一次独游的归途中生发的“怅恨”。其“怅恨”，可以与此句中的“还”字有关，是因游兴未尽而日色将暮，不得不还；也可以与此句中的“独”字有关，是因独游而产生的孤寂之感。这种孤寂感，既是这次游而无伴的孤寂感，也是作者隐藏于内心的“举世皆浊我独清”（《楚辞·渔父》）的时代孤寂感。次句“崎岖历榛曲”，写的应是真景实事，但倘若驰骋联想，从象喻意义去理解，则当时的世途确是布满荆榛，而作者的生活道路也是崎岖不平的。联系其在《感士不遇赋序》中所说的“夷皓有安归之叹，三闾发已矣之哀”，不妨设想：其在独游之际，所感原非一事，怅恨决非一端。

此诗的三、四两句“山涧清且浅，可以濯吾足”，则化用《孟子·离娄》“沧浪之水清兮，可以濯我缨；沧浪之永浊兮，可以濯我足”句意，显示了作者的生活情趣和委身自然、与自然相得相洽的质性。人多称渊明冲淡静穆，但他的心中并非一潭止水，更非思想单纯、无忧无虑。生活、世事的忧虑固经常往来于其胸中，只是他能随时从对人生的领悟、与自然的契合中使烦恼得到解脱、苦乐得到平衡，从而使心灵归于和谐。合一、二两句来看这首诗的前四句，正是作者的内心由怅恨而归于和谐的如实表述。

这首诗写的是两段时间、两个空间。前四句，时间是日暮之前，空间是山路之上；后六句，则在时间上从日暮写到“天旭”，在空间上从“近局”写到“室中”。如果就作者的心情而言，则前四句以“怅恨”发端，而后六句以“欢来”收结。作者尝自称“质性自然，非矫厉所得”（《归去来兮辞序》），其“归田园居”的主要原因，如这组诗的首篇《归园田居·少无适俗韵》所说，为的是“复得返自然”，以求得本性的回归，保全心灵的真淳。这首诗所写的始则“怅恨”，终则“欢来”，当忧则忧，可乐则乐，正是其脱离尘网后一任自然的真情流露。

后六句的“漉我新熟酒，只鸡招近局，日入室中暗，荆薪代明烛”四句，写作者还家后的实事实景，如其《杂诗十二首》之一所说，“得欢当作乐，斗酒聚比邻”。从这四句诗可以想见：酒为新熟，菜仅只鸡，草屋昏暗，以薪代烛，宛然一幅田家作乐图。这样的饮酒场面，其实很寒酸，但作者写来丝毫不觉其寒酸，令人读者看来也不会嫌其寒酸，而只会欣赏其景真情真，趣味盎然。篇末“欢来苦夕短，已复至天旭”二句，即张华《情诗》“居欢惜夜促”意，也寓有《古辞·西门行》“人生不满百，常怀千岁忧，昼短而夜长，何不秉烛游”几句中所抒发的人生短促、光阴易逝的感慨。而为了进一步理解、领会这两句诗的内涵，还可以参读作者的另一些诗句，如《游斜川》诗所说的“中觞纵遥情，忘彼千载忧，且极今朝乐，明日非所求”，又如《己酉岁九月九日》诗所说的“从古皆有没，念之中心焦，何以称我情，浊酒且自陶，千载非所知，聊以永今朝。”从这些诗来看作者的这次欢饮，有聊以忘忧的成分，在“欢”的背后其实闪现着“忧”的影子。同时，作者之饮酒也是他的逃世的手段，是为了坚定其归田的决心，如其《饮酒二十首》诗所说，“泛此忘忧物，远我遗世情”（《饮酒·秋菊有佳色》），“纡辔诚可学，违己讵非迷，且共欢此饮，吾驾不可回”（《饮酒·清晨闻扣门》）。当然，他的饮酒更是与其旷达的心性相表里的；这就是他在《饮酒》诗的首章所说的“寒暑有代谢，人道每如兹，达人解其会，逝将不复疑，忽与一觞酒，日夕欢相持。”

朱光潜在《论诗》第十三章《陶渊明》中谈到渊明的情感生活时指出，他“并不是一个很简单的人。他和一般人一样，有许多矛盾和冲突；和一切伟大诗人一样，他终于达到调和静穆。”对于这首诗所写的“怅恨”、“欢来”以及“苦”时间之短促，是应从多方面去理解、领会的。

其一

第一首写移居求友的初衷，邻里过往的快乐。吟味全诗，每四句是一个层次。

前四句：“昔欲居南村，非为卜其宅。闻多素心人，乐与数晨夕。”追溯往事，以“昔”字领起，将移居和求友联系起来，因事见意，重在“乐”字。古人迷信，移居选宅先卜算，问凶吉，宅地吉利才移居，凶险则不移居。但也有如古谚所云：“非宅是卜，惟邻是卜。”（《左传·昭公三年》）移居者不在乎宅地之吉凶，而在乎邻里之善恶。诗人用其意，表明自己早就向往南村，卜宅不为风水吉利，而为求友共乐。三、四两句，补足卜居的心情。诗人听说南村多有本心质素的人，很愿意和他们一同度日，共处晨夕。陶渊明生活在“真风告逝，大伪斯兴，闾阎懈廉退之节，市朝驱易进之心”（《感士不遇赋》）的时代，对充满虚伪、机诈、钻营、倾轧的社会风气痛心疾首，却又无力拨乱反正，只能洁身自好，归隐田园，躬耕自给。卜居求友，不趋炎附势，不祈福求显，唯择善者为邻，正是诗人清高情志和内在人格的表现。

中间四句：“怀此颇有年，今日从兹役。弊庐何必广，取足蔽床席。”由卜居初衷写到如愿移居，是诗意的转折和深化。兹役，指移居搬家这件事。“弊庐”，破旧的房屋，这里指简陋的新居。诗人再次表明，说移居南村的愿望早就有了，终于实现的时候。其欣欣之情，溢于言表。接着又说，只要有好邻居，好朋友，房子小一点不要紧，只要能遮蔽一张床一条席子就可以了，不必一定求其宽敞。不求华堂广厦，唯求邻里共度晨夕，弊庐虽小，乐在其中，诗人旷达不群的胸襟，物外之乐的情趣不言而喻。在对住房的追求上，古往今来，不少有识之士都表现出高远的精神境界。孔子打算到东方少数民族地区居住，有人对他说：那地方太简陋，孔子答曰：“君子居之，何陋之有？”（《论语·子罕》）杜甫流寓成都，茅屋为秋风所破，愁苦中仍然热切呼唤：“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呜呼！何时眼前突兀见此屋，吾庐独破受冻死亦足!”（《茅屋为秋风所破歌》）推己及人，表现出忧国忧民的崇高情怀。刘禹锡为陋室作铭：“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斯是陋室，惟吾德馨。”（《陋室铭》）其鄙视官场的卑污与腐败，追求高洁的品德与志趣，在审美气质上，和陶渊明这首诗有相通的一面。

最后四句：“邻曲时时来，抗言谈在昔。奇文共欣赏，疑义相与析。”具体描写得友之乐。邻曲，即邻居。在义熙七年（411年）所作《与殷晋安别》诗中，诗人说：“去年家南里，薄作少时邻。”可知殷晋安（即前所说殷景仁）当时曾与诗人为邻。诗中所说的友人，多是读书人，交谈的内容自然不同于和农民“相见无杂言，但道桑麻长”限于农事（见《归园田居》），而带着读书人的特点和爱好。他们一起回忆往事，无拘无束，毫无保留地交心，他们一起欣赏奇文，共同分析疑难的文义，畅游学海，追求精神上的交流。诗人创作《移居二首》时，正值四十六、七岁的中年时代。这是人生在各方面均臻成熟的时期。中年的妙趣和魅力，在于相当地认识人生，认识自己，从而做自己所能做而且也愿意做的事，享受自己所能享受的生活。和读陶渊明归田以后其它作品一样，《移居二首》给人的感受是鲜明而强烈的：诗人厌恶黑暗污浊的社会，鄙视丑恶虚伪的官场，但他并不厌弃人生。在对农村田园、亲人朋友的真挚爱恋中，他找到了生活的快乐，生命的归宿，心灵的慰安和休息。高蹈、洒脱而又热爱人生，恋念人生，独特而亲切的情调，情趣与理趣共辉，陶渊明其人其诗的魅力，首先来自对人生与自然的诗意般的热爱和把握。

陶渊明田园诗的风格向来以朴素平淡、自然真率见称。这种独特的风格，正是诗人质性自然的个性的外化。从这首诗来看，所写移居情事，原是十分平常的一件事。但在诗人笔下款款写来，读者却感到亲切有味。所用的语言，平常如口语，温和高妙，看似浅显，然嚼之味醇，思之情真，悟之意远。如写移居如愿以偿：“弊庐何必广，取足蔽床席。”纯然日常口语，直抒人生见解。“何必”二字，率直中见深曲，映出时人普遍追名逐利的心态，矫矫脱俗，高风亮节，如松间白鹤，天际鸿鹄。又如诗人写和谐坦诚的邻里友谊，仅以“时时来”出之，可谓笔墨省净，引人遐想。欣赏奇文，状以“共”字，分析疑义，状以“相与”，均是传神笔墨。如果奇文自赏，疑义自析，也无不可，却于情味锐减，更无法深化移居之乐的主题。而“共”与“相与”前后相续则热烈抗言之情态呼之欲出，使“奇文共欣赏，疑义相与析”，成为绝妙的诗句，赢得千古读者的激赏。胡仔《苕溪渔隐丛话后集》评陶渊明《止酒》诗云：“坐止高荫下，步止荜门里。好味止园葵，大欢止稚子。’余反复味之，然后知渊明用意……故坐止于树荫之下，则广厦华堂吾何羡焉。步止于荜门之里，则朝市深利吾何趋焉。好味止于噉园葵，则五鼎方丈吾何欲焉。大欢止于戏稚子，则燕歌赵舞吾何乐焉。”要达到这种心境和生活，是要经过长期的思想斗争和痛苦的人生体验，才能对人生有睿智的领悟的，正如包孕万汇的江海，汪洋恣肆，波涛澎湃之后而臻于平静。陶诗看似寻常，却又令人在低吟回味之中感到一种特殊的魅力——“问君何能尔，心远地自偏”；“弊庐何必广，取足蔽床席”等。读者读着这样的诗句，往昔对生活中一些困惑不解的矛盾，也许会在感悟诗意的同时豁然开朗，得到解释，以坦然旷达的胸怀面对万花筒般的人生。陶诗淡而有味，外质内秀，似俗实雅的韵致，在《移居》一诗中也得到生动地体现。

其二

前人评陶，统归于平淡，又谓“凡作清淡古诗，须有沉至之语，朴实之理，以为文骨，乃可不朽”（施补华《岘佣说诗》）。陶渊明生于玄言诗盛行百年之久的东晋时代，“理过其辞，淡乎寡味”乃诗坛风尚，故以理为骨，臻于平淡皆不为难，其可贵处倒在淡而不枯，质而实绮，能在真率旷达的情意中化入渊深朴茂的哲理，从田园耕凿的忧勤里讨出人生天然的乐趣。读陶诗《移居二首》其二，即可知此意。

全诗以自在之笔写自得之乐，将日常生活中邻里过从的琐碎情事串成一片行云流水。首二句“春秋多佳日，登高赋新诗”，暗承第一首结尾“奇文共欣赏，疑义相与析”而来，篇断意连，接得巧妙自然。此处以“春秋”二字发端，概括全篇，说明诗中所叙并非“发真趣于偶尔”（谢榛《四溟诗话》），而是一年四季生活中常有的乐趣。每遇风和日丽的春天或天高云淡的秋日，登高赋诗，一快胸襟，历来为文人引为风雅胜事。对陶渊明来说，在柴桑火灾之后，新迁南村，有此登临胜地，更觉欣慰自得。登高不仅是在春秋佳日，还必须是在农务暇日，春种秋获，正是大忙季节，忙里偷闲，登高赋诗，个中趣味决非整天悠哉游哉的士大夫所能领略，何况还有同村的“素心人”可与共赏新诗。所以士大夫常有的雅兴，在此诗中便有不同寻常的意义。这两句用意颇深却如不经意道出，虽无一字刻划景物，而风光之清靡高爽，足堪玩赏，诗人之神情超旷，也如在眼前。

移居南村除有登高赋诗之乐以外，更有与邻人过从招饮之乐：“过门更相呼，有酒斟酌之。”这两句与前事并不连属，但若作斟酒品诗理解，四句之间又似可承接。过门辄呼，无须士大夫之间拜会邀请的虚礼，态度村野，更觉来往的随便。大呼小叫，毫不顾忌言谈举止的风度，语气粗朴，反见情意的真率。“相呼”之意可能是指邻人有酒，特意过门招饮诗人；也可能是诗人有酒招饮邻人，或邻人时来串门，恰遇诗人有酒便一起斟酌，共赏新诗。杜甫说：“肯与邻翁相对饮，隔篱呼取尽余杯。”（《客至》）“叫妇开大瓶，盆中为吾取。……指挥过无礼，未觉村野丑。”（《遭田父泥饮》）诸般境界，在陶诗这两句中皆可体味，所以愈觉含蓄不尽。

当然，人们也不是终日饮酒游乐，平时各自忙于农务，有闲时聚在一起才觉得兴味无穷：“农务各自归，闲暇辄相思。相思辄披衣，言笑无厌时。”有酒便互相招饮，有事则各自归去，在这个小小的南村，人与人的关系非常实在，非常真诚。“各自归”本来指农忙时各自在家耕作，但又与上句饮酒之事字面相连，句意相属，给人以酒后散去、自忙农务的印象。这就像前四句一样，利用句子之间若有若无的连贯，从时间的先后承续以及诗意的内在联系两方面，轻巧自如地将日常生活中常见的琐事融成了整体。这句既顶住上句招饮之事，又引出下句相思之情。忙时归去，闲时相思，相思复又聚首，似与过门相呼意义重复，造成一个回环，“相思则披衣”又有意用民歌常见的顶针格，强调了这一重复，使笔意由于音节的复沓而更加流畅自如。这种往复不已的章法在汉诗中较常见，如《苏武诗》、《古诗十九首·西北有高楼》、《古诗十九首·行行重行行》等，多因重叠回环、曲尽其情而具有一唱三叹的韵味。陶渊明不用章法的复叠，而仅凭意思的回环形成往复不已的情韵，正是其取法汉人而又富有独创之处。何况此处还不是简单的重复，而是诗意的深化。过门招饮，仅见其情意的真率，闲时相思，才见其友情的深挚。披衣而起，可见即使已经睡下，也无碍于随时相招，相见之后，谈笑起来没完没了，又使诗意更进一层。如果说过门辄呼是从地邻关系表明诗人与村人的来往无须受虚礼的限制，那么披衣而起、言笑无厌则表明他们的相聚在时间上也不受俗态的拘束。所以，将诗人与邻人之间纯朴的情谊写到极至，也就将摒绝虚伪和矫饰的自然之乐倾泻无余。此际诗情已达高潮，再引出“此理将不胜，无为忽去兹”的感叹，便极其自然了。这两句扣住移居的题目，写出在此久居的愿望，也是对上文所述过从之乐的总结。不言“此乐”，而说“此理”，是因为乐中有理，由任情适意的乐趣中悟出了任自然的生活哲理比一切都高。从表面上看，这种快然自足的乐趣所体现的自然之理与东晋一般贵族士大夫的玄学自然观没有什么两样。王羲之在《兰亭集序》中说：“夫人之相与，俯仰一世，或取诸怀抱，晤言一室之内；或因寄所托，放浪形骸之外。虽趣舍万殊，静躁不同，当其欣于所遇，暂得于己，快然自足，曾不知老之将至。”似乎也可以用来解释陶渊明《移居二首》其二中的真趣所在。但同是“人之相与”、“欣于所遇”之乐，其实质内容和表现方式大不相同。东晋士族自恃阀阅高贵，社会地位优越，每日服食养生，清谈玄理，宴集聚会所相与之人，都是贵族世家，一时名流；游山玩水所暂得之乐，亦不过是无所事事，自命风雅；他们所寄托的玄理，虽似高深莫测，其实只是空虚放浪的寄生哲学而已。陶渊明的自然观虽然仍以玄学为外壳，但他的自然之趣是脱离虚伪污浊的尘网，将田园当作返朴归真的乐土；他所相与之人是淳朴勤劳的农夫和志趣相投的邻里；他所寄托的玄理，朴实明快，是他在亲自参加农业劳动之后悟出的人生真谛。所以，此诗末二句“忽跟农务，以衣食当勤力耕收住，盖第耽相乐，本易务荒，乐何能久，以此自警，意始周匝无弊，而用笔则矫变异常”（张玉谷《古诗赏析》）。结尾点明自然之乐的根源在于勤力躬耕，这是陶渊明自然观的核心。“人生归有道，衣食固其端。孰是都不营，而以求自安？”（《庚戌岁九月中于西田获早稻》）诗人认为人生只有以生产劳动、自营衣食为根本，才能欣赏恬静的自然风光，享受纯真的人间情谊，并从中领悟最高的玄理——自然之道。这种主张力耕的“自然有为论”与东晋士族好逸恶劳的“自然无为论”是针锋相对的，它是陶渊明用小生产者朴素唯物的世界观批判改造士族玄学的产物。此诗以乐发端，以勤收尾，中间又穿插以农务，虽是以写乐为主，而终以勘为根本，章法与诗意相得益彰，但见笔力矫变而不见运斧之迹。全篇罗列日常交往的散漫情事，以任情适意的自然之乐贯串一气，言情切事，若离若合，起落无迹，断续无端，文气畅达自如而用意宛转深厚，所以看似平淡散缓而实极天然浑成。

由此可见，作诗以理为骨固佳，其尤贵者当善于在情中化理。晋宋之交，玄风大炽，一般诗人都能谈理。山水诗中的谈玄说理成份多为后人所訾议，而产生于同时的陶渊明田园诗中亦有不少谈理之作，却博得了盛誉。原因就在刚刚脱离玄言诗的山水诗多以自然证理，理赘于辞；而陶诗则能以情化理，理入于情，不言理亦自有理趣在笔墨之外，明言理而又有真情融于意象之中。这种从容自然的境界，为后人树立了很高的艺术标准。

这首乐府以汉平阳公主家歌者卫子夫侍武帝更衣得幸，于元朔元年被立为皇后事为题材而作。《汉武帝故事》曰：“武帝立卫子夫为皇后。初，上行幸平阳公主家，主置酒作乐。子夫为主讴者，善歌，能造曲，每歌挑上。上意动，起更衣，子夫因侍得幸。头解，上见其美发悦之。主遂纳子夫于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