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阙写景，起句“江南江北雪漫漫”气势壮阔，为全词创造、渲染出了一种特定的、寒冷空旷的氛围。“遥知易水寒”紧承起句，“遥”字表达了词人与帝后相隔遥远，但是因为心中牵挂，所以能够知道他们在远方被幽禁的痛苦，这种痛苦应该不止是肉体上的寒冷，还有精神上的折磨。“易水”源出河北，词人一方面借此点出北方国土的沦陷，一方面又取荆轲之所歌“风萧萧兮易水寒”句意，增添悲愤之感。“彤云深处望三关，断肠山又山”是词人看到的景象，在这里借景抒情，抒发了词人内心的凄凉情感。

下阕抒情，“天可老，海能翻，消除此恨难”表达了词人对金人的痛恨之情。“天可老”化用了李贺《金铜仙人辞汉歌》中“天若有情天亦老”的诗句，“海能翻”化用了汉乐府《上邪》中“山无陵，江水为竭，冬雷震震，夏雨雪，天地合，才敢与君绝”的诗意。词人用这些根本不可能办到的事情，来说明让自己忘却国耻家仇的不可能。即便是“天可老，海能翻”这些万不可能发生的事情都发生了，也不能消除对金人的仇恨，以极夸张的比譬反衬自己的创巨痛深。“频闻潜使问平安”，明明是天翻地覆亦难消除的深仇大恨，朝廷所作的竟然只是遣使问候这样轻飘飘的表面文章，两相对照，令词人黯然神伤，悲愤莫名。“几时鸾辂还”，以问作结，表现词人对时局的深切忧虑。

全词写的虽然是亡国之痛，却并不鼓噪喧哗，而是曲折深婉，层层推进，于沉郁压抑之中凌空设譬、突兀而起，复又归于深长的叹息与无尽的忧思。全词借对二帝的思念与亡国之痛，深刻地表现了南宋初期爱国志士中普遍存在的悲愤心情和强烈的爱国精神。

这是一首抒发感伤情绪的咏史怀古诗，描绘秋日傍晚的寂静凄凉景色，抒发了满怀忧愁而又无人“共语”的悲哀，语言凝练，耐人寻味。

诗一开始从写静态的景入笔：一抹夕阳的余晖斜照在还留有残砖破瓦的街巷上。这凄凉的秋暮景色，不禁使诗人触景伤情，忧从中来。此时诗人希望有人能来听他诉说心中的忧伤。若能如此，或许能消释一点压在诗人心头的忧伤。次句紧承首句，“忧来与谁语”，可是环顾四周，竟空无一人，没有谁能来听自己倾诉。这两句诗，景中有情，情随景生。诗人以朴素简练的语言，点染出自己面对断垣残壁的空城时的悲哀，而此时的空城又恰恰是秋天里“反照入闾巷”时分的空城，这就更浓重地渲染出了作者此时的悲凉心情。

诗的后两句把人们的视线从近景引向远景：在冷清的古道上几乎看不到行人，只见古道旁杂草丛生的田野里，禾黍在秋风中瑟缩发抖。昔日喧闹的古道上，只有秋风吹禾黍发出的肃杀凄凉的声音，这声音使古道显得越发空旷寒寂，听了愈使人愁绪纷乱，心情悲伤。这里“秋风动禾黍”一句还暗合了《诗经·王风·黍离》之意。《王风·黍离》诗序说：“周大夫行役至于宗周，过故宗庙宫室，尽为禾黍。闵宗周之颠覆，彷徨不忍去。”作者在这里贴切自然地借“黍离之悲”抒发了昔盛今衰的无限惆怅之感。诗人在后两句诗中以极其洗练传神的笔墨轻轻地勾勒了几笔，虽无一字言“忧”，而“忧”意早已溢出言外，悠长不尽。

这首诗结构简单，但画面十分生动，令人读后易生苍凉之感。

金陵（今江苏南京）从三国吴起，先后为六朝国都，是历代诗人咏史的重要题材。司空曙的这首《金陵怀古》，选材典型，用事精工，别具匠心。

前两句写实。作者就眼前所见，选择两件典型的景物加以描绘，着墨不多，而能把古都金陵衰败荒凉的景象，表现得很具体，很鲜明。辇路即皇帝乘车经过的道路。想当年，皇帝出游，旌旗如林，鼓乐喧天，前呼后拥，应是无比威风。此时这景象已不复存在，只有道旁那饱览人世沧桑的江枫，长得又高又大，遮天蔽日，投下浓密的阴影，使荒芜的辇路更显得幽暗阴森。“江枫暗”的“暗”字，既是写实，又透露出此刻作者心情的沉重。沿着这条路走去，就可看到残存的一些六朝宫苑建筑了。“台城六代竞豪华”，昔日的宫庭，珠光宝气，金碧辉煌，一派显赫繁华，更不用说到了飞红点翠、莺歌燕舞的春天。现在这里却一片凄清冷落，只有那野草到处滋生，长得蓬蓬勃勃，好像整个宫庭都成了它们的世界。“野草春”，这“春”字既点时令，又着意表示，点缀春光的唯有这萋萋野草而已。这两句对偶整齐，辇路、宫庭与江枫、野草形成强烈对照，这将它的现状与历史作比较，其盛衰兴亡之感自然寄寓于其中。

接下去，笔锋一转，运实入虚，别出心裁地用典故抒发情怀。典故用得自然、恰当，蕴含丰富，耐人寻味。

先说自然。庾开府即庾信，因曾官开府仪同三司，故称。庾信是梁朝著名诗人，早年在金陵做官，和父亲庾肩吾一起，深受梁武帝赏识，所谓“父子东宫，出入禁闼，恩礼莫与比隆”。诗人从辇路、宫庭着笔来怀古，当然很容易联想到庾信，它与作者的眼前情景相接相合，所以是自然的。

再说恰当。庾信出使北朝西魏期间，梁为西魏所亡，遂被强留长安。北周代魏后，他又被迫仕于周，一直留在北朝，最后死于隋文帝开皇元年。他经历了北朝几次政权的交替，又目睹南朝最后两个王朝的覆灭，其身世是最能反映那个时代的动乱变化的。再说他长期羁旅北地，常常想念故国和家乡，其诗赋多有“乡关之思”，著名的《哀江南赋》就是这方面的代表作。诗人的身世和庾信有某些相似之处。他经历过“安史之乱”，亲眼看到大唐帝国从繁荣的顶峰上跌落下来。安史乱时，他曾远离家乡，避难南方，乱平后一时还未能回到长安，思乡之情甚切。所以，诗人用庾信的典故，既感伤历史上六朝的兴亡变化，又借以寄寓对唐朝衰微的感叹，更包含有他自己的故园之思、身世之感在内，确是贴切工稳，含蕴丰富。“伤心”二字，下得沉重，值得玩味。庾信曾作《伤心赋》一篇，伤子死，悼国亡，哀婉动人，自云：“既伤即事，追悼前亡，惟觉伤心······”以“伤心”冠其名上，自然贴切，而这不仅概括了庾信的生平遭际，也寄托了作者对这位前辈诗人的深厚同情，更是他此时此地悲凉心情的自白。

这首诗寥寥二十字，包蕴丰富，感慨深沉，情与景、古与今、物与我浑然一体，不失为咏史诗的佳作。

这是一首怀古诗。怀古诗多从眼前历史遗迹起兴，以今昔盛衰立意，在抒写历史沧桑感之中寄寓某种现实感慨。该篇即为典型的诗例。题内“汴河”，指隋炀帝开凿的通济渠。当年隋炀帝为了游览江都，前后动员了百余万民工凿通济渠，沿岸堤上种植柳树，世称隋堤。还在汴水之滨建造了豪华的行宫。这条汴河，是隋炀帝穷奢极欲、耗尽民膏，最终自取灭亡的历史见证。诗人的吊古伤今之情，历史沧桑之感，就是从眼前这条耗尽民膏，成为亡隋历史见证的汴河发兴的。

“汴水东流无限春，隋家宫阙已成尘”。诗人在开篇写因汴河水引发的诗人对历史的回忆。汴水碧波荡漾，缓缓东流，堤岸上春柳随着清风飘荡，显出无限柔情，两岸都笼罩在一片花红柳绿之中，到处都是一片春光无限。诗人写春，但没有具体描绘春的景象。但是诗人巧妙加上了“无限”二字，便使春意变得具体形象起来。汴水悠悠东流的形象，本来就容易引发对悠悠时间之流的联想，缀以“无限春”，更使这条流贯无数春秋的汴水，带上某种象征色彩，而且唤起汴水两岸春色无限的联想。接着诗人联想到“隋家宫阙”，象征着隋代腐朽统治和豪奢生活的隋炀帝华丽的行宫，现已荒废颓败，只剩下断井颓垣供人凭吊了。“已成尘”，用夸张的手法极言昔日华丽消失殆尽。诗句以汴水长流与隋宫化尘作鲜明对照，两相比照，正见出自然永恒、人世沧桑、豪华如烟、历史无情，世事沧桑变迁之意油然而生。隐含在这种历史沧桑感中的深层意蕴，则正如刘禹锡《金陵五题·台城》所说：“万户千门成野草，只缘一曲《后庭花》。”

“”末两句继续写汴河岸边典型的景物，转从隋堤杨柳抒发感慨。柳絮随风飘扬，飘飞如雪，原是骀荡春光的标志，这该是让人心情舒畅的春色。但眼前这汴堤杨柳，却联结着隋代的兴亡，历史的沧桑，不免惹人欷歔慨叹。这些春色如今见证着历史，而当年隋炀帝沿堤栽种柳树，本是他南游奢华之举动的一个点缀而已，到头来它却成了荒淫亡国的历史见证。那随风飘荡的杨柳和飘飞的杨花，引起诗人的无限感怀，在怀着历史沧桑感的诗人眼里，它们仿佛是隋代豪华消逝的象征（杨花与杨隋构成一种意念上的关系，容易使人产生由彼及此的联想）。后人面对这垂柳，不禁生发出繁华易逝、历史永恒的感慨。不过更使人感怀不已的，或许是这样的现实：尽管隋鉴不远，覆辙在前，但当代统治者却并没有人从亡隋历史中汲取教训。在“风起杨花愁杀人”这种强烈深沉的感伤中，分明隐现着衰颓时世的面影。这也表现出诗人对国事的深切担忧。

这首七言绝句，对比的运用，使隋炀帝自取灭亡的历史教训更加深刻。诗人将吊古伤今之情融入到了春色中，委婉曲折，感情深沉。最后伤今之笔，将诗人的忧国愁绪淋漓尽致地表现了出来。

“三良”事最早见于《诗经·秦风·黄鸟》。据《左传》鲁文公六年载，“秦穆公任好卒，以子车氏之三子奄息、仲行、针虎为殉，皆秦之良也。国人哀之，为之赋《黄鸟》。”此后史家、诗人对秦穆公杀害三良一事的评论便络绎不绝，有对具体史实进行加工的，如东汉应劭认为秦穆公与三良约定同生共死，三良自愿殉葬；有由此探讨君臣关系、个体生命价值的，如陶渊明、苏轼等等。

柳宗元《咏三良》诗意可分两层来分析。前十句为第一层，是就三良来说。诗人以饱蘸热情之笔，刻画了三良一心报国、忠君以死的义士形象。应该说，这与《黄鸟》一诗的记载是相违背的。《黄鸟》首章云：“交交黄鸟，止于棘。谁从穆公，子车、奄息。维此奄息，百夫之特。临其穴，惴惴其栗。彼苍者天，歼我良人。如可赎兮，人百其身”。清马瑞辰曰：“诗以黄鸟之止棘、止桑、止楚，为不得其所，兴三良之从死，为不得其死也。棘、楚皆小木，桑亦非黄鸟所宜止，《小雅·黄鸟》诗‘无集于桑’是其证也。”马说甚是。诗中描绘三良死前是“临其穴，惴惴其栗”，全无视死如归的气概，正是死不得其所的明证。不过宗元反其道而行，也是有所本的。汉末王粲《咏史诗》论三良之死曰：“结发事明君，受恩良不訾。临末要之死，焉得不相随？……人生各有志，终不为此移。同知埋身剧，心亦有所施。”认为他们具有事君以死的志向。二诗对照，无论是“束带值明后”与“结发事明君”的细节描绘，还是“生时亮同体，死没宁分张”与“人生各有志，终不为此移”的死亡价值判断，其相似之处都是惊人的。究其原因，王粲《咏史诗》作于汉献帝建安十六年随曹操西征马超归途中，其时王粲效力于曹氏不久，故宣扬“士为知己者死”的精神，认为三良从穆公而死乃忠义之举。而柳宗元《咏三良》则是借史事来抒己之怀抱，既有对在朝为官时峥嵘岁月的回忆，又有对宪宗者流打击王叔文政治集团行为的讨伐。其《读书》一诗云：“幽沈谢世事，俛默窥唐虞。上下观古今，起伏千万途。遇欣或自笑，感戚亦以吁。”《咏史》之咏叹燕昭王、乐毅，《咏三良》之批判秦康公，无不是由读史而引起的感慨。其《冉溪》诗云：“少时陈力希公侯，许国不复为身谋。”顺宗重用王叔文集团，刘禹锡、柳宗元等人积极参政，使得“人情大悦”，政局为之一新。“生时亮同体，死没宁分张”，正是君臣相得的形象写照。

然而若撇开柳宗元《咏三良》诗的政治隐喻不谈，而就其对君臣关系的讨论来看，不得不说此诗的深刻性和陶渊明的同题之作相比是有很大差距的。陶诗虽亦有“出则陪文舆，入必侍丹帷。箴规向已从，计议初无亏”的描述，但“忠情谬获露，遂为君所私”与“厚恩固难忘，君命安可违”的议论，则深刻揭示了为人臣子的无奈与悲哀。事君以忠，为君所赏，本是做臣子的价值体现，但若过于忠诚，连同身家性命都被国君据为己有，那么结果只能是投穴同死。渊明说“忠情谬获露”，“谬”字真是深可玩味：君主的厚恩往往与其对臣子的控制紧紧联系在一起，“君命安可违”实乃“君命不可违”。他对君主专制下的臣子的个人价值进行了深沉的反思。人才乃国之公器，非国君的一己之私，更何况人本身又具有独立存在的价值。这直接启发了苏轼《和〈咏三良〉》“我岂犬马哉？从君求盖帷”中洋溢的对个体独立人格的尊重以及“杀身固有道，大节要不亏”中对为人臣子原则的揭橥。宗元《咏三良》诗在这一点上，和陶渊明相比是一个倒退。

《咏三良》诗的后六句为第二层，是就秦康公来说。秦穆公命令三良为自己殉葬，这在礼仪上是不合的，朱熹即云：“史记秦武公卒，初以人从死，死者六十六人。至穆公遂用百七十七人，而三良与焉。盖其初特出于戎翟之俗，而无明王贤伯以讨其罪。于是习以为常，则虽以穆公之贤而不免。”在中原地区人看来，秦穆公以一百七十七人殉葬，自然是极其野蛮的行为，又何况其中还有国家的贤才。穆公死后，秦国的东征有所缓慢，晋、楚相继称霸，这和穆公以贤殉葬、大失人心有一定的关系。《左传》中“君子”即言：“秦穆之不为盟主也宜哉，死而弃民。先王违世，犹诒之法，而况夺之善人乎？……今纵无法以遗后嗣，而又收其良以死，难以在上矣。君子是以知秦之不复东征也。”宗元所论正是本此。然而他的真正意图并不在批判秦穆公，而是借此讨伐穆公的继任者康公，其策略是拿康公与魏颗进行比较。《左传》鲁宣公十五年记载：“魏武子有嬖妾，无子。武子疾，命颗曰：‘必嫁是。’疾病则曰：‘必以为殉。’及卒，颗嫁之，曰：‘疾病则乱，吾从其治也。’”魏颗在魏武子的不同命令之间选择了改嫁父妾的做法。这样既挽救了父妾的性命，又避免了魏武子背上以人殉葬的骂名。可是在史书有关三良殉死的记载中，却没有康公的声音，甚至让人感觉不到他的存在。穆公的命令明显是错误的，倘若三良从死并非出于自愿而是胁迫所致，康公命令他们不死，不但可以避免父亲残暴的遗命付诸行动，而且还可赢得人心，加强自己的统治基础，甚至可以继续父亲的东征事业。在这种情况下，康公如果选择沉默，即是承认穆公命令的有效性。柳宗元正是在此基础上立论的。应该说宗元的立论角度是颇为新颖的，然而倘若仔细研究，则会发现宗元的论证恰恰是偏颇的。

首先，如前朱熹所言，秦国的风俗与中原地区不同，以人殉葬是习以为常之事，穆公父子的行为是合乎旧俗而有违于情理，没有与时俱进。宗元对秦国当时旧俗似乎没有注意到，没有把穆公父子的行为放到特定的环境中去考察。

其次，康公与魏颗面对的情况是不同的：魏颗面临着两种选择，即既可以执行武子神智清醒时的使妾改嫁的命令，也可以执行其父神智不清时的使妾殉葬的命令，而康公只有一种选择，在“父没，观其行。三年无改于父之道，可谓孝矣”（《论语·学而》）的春秋时期，康公执行父命乃被动行事，无可厚非。当然，康公以三良殉葬，只是一味尽孝而不顾国家利益和生者的性命，也最终毁了父亲的一世英名（他本可以挽救的），宗元就此讨伐他也是对的，这表现了宗元的人道主义精神和时代的进步。不过宗元说“吾欲讨彼狂”，称康公为狂乱之人，大加讨伐，在程度上未免重了些。苏辙以为：“然三良之死，穆公之命也。康公从其言而不改，其亦异于魏颗矣。故黄鸟之诗交讥之也。”与宗元一样，苏辙对康公的处境似乎没有明察，自然也谈不上“了解之同情”了。

再次，就此诗的写作意图而言，如前所述，此诗是借讨伐康公来讨伐唐宪宗。柳宗元认为康公与宪宗的共同点是“从邪陷厥父”。这里，他又犯了一个逻辑上的错误。穆公使三良殉葬的命令是错误的，康公如果改变父命，这无疑是正确之举。可是现在宗元以宪宗来类比康公，就诗歌本身来说，应该是责备宪宗没有改变父亲错误的命令，但实际情况是宪宗改变了在宗元看来是正确的命令，因为他把顺宗朝几乎所有的变革措施都废除了，并且残酷打击了所有运动参与者。所以宗元把宪宗和康公相类比是错误的。

《金铜仙人辞汉歌》诗中的金铜仙人临去时“潸然泪下”表达的主要是亡国之恸。此诗所抒发的是一种交织着家国之痛和身世之悲的凝重感情。

诗共十二句，大体可分成三个部分。前四句慨叹韶华易逝，人生难久。汉武帝当日炼丹求仙，梦想长生不老。结果，还是像秋风中的落叶一般，倏然离去，留下的不过是茂陵荒冢而已。尽管他在世时威风无比，称得上是一代天骄，可是，“夜闻马嘶晓天迹”，在无穷无尽的历史长河里，他不过是偶然一现的泡影而已。诗中直呼汉武帝为“刘郎”，表现了李贺傲兀不羁的性格和不受封建等级观念束缚的可贵精神。

全诗可分为三个层次。首四句是第一个层次，借金铜仙人的“观感”慨叹韶华易逝，人生短暂。世事无常。诗中直呼汉武帝为“刘郎”为“客”，表现了李贺不羁的性格和不受封建等级观念束缚的精神。中四句为第二个层次，用拟人化手法写金铜仙人初离汉宫的酸苦惨凄情态，亡国之痛和移徙之悲跃然纸上。特别是“酸”、“射”两字，把主观的情和客观的物完全揉和在一起，含义极为丰富。末四句为第三个层次，写出城后途中的情景。“衰兰”一语，写形兼写情，而以写情为主（因愁苦而“衰”）；“天若”一语，设想奇伟，意境辽远，感情深沉，司马光称为“奇绝无双”;末联进一步描述了金铜仙人恨别伤离，不忍离去，而又不能不离去的情怀，感人至深。

“夜闻”句承上启下，用夸张的手法显示生命短暂，世事无常。它是上句的补充，使“秋风客”的形象更加鲜明、丰满，也为下句展示悲凉幽冷的环境气氛作了必要的铺垫。汉武帝在世时，宫殿内外，车马喧阗。此时物是人非，画栏内高大的桂树依旧花繁叶茂，香气飘逸，三十六宫却早空空如也，惨绿色的苔藓布满各处，荒凉冷落的面貌令人目不忍睹。

以上所写是金铜仙人的“观感”。金铜仙人是汉武帝建造的，矗立在神明台上，“高二十丈，大十围”（《三辅故事》），异常雄伟。公元233年（魏明帝景初元年），它被拆离汉宫，运往洛阳，后因“重不可致”，而被留在霸城。习凿齿《汉晋春秋》说：“帝徙盘，盘拆，声闻数十里，金狄（即铜人）或泣，因留霸城。”李贺故意去掉史书上“铜人重不可致，留于霸城”（《三国志》注引《魏略》）的情节，而将“金狄或泣”的神奇传说加以发挥，并在金铜仙人身上注入自己的思想感情。这样，物和人、历史和现实便融为一体，从而幻化出美丽动人的艺术境界来。

中间四句用拟人法写金铜仙人初离汉宫时的凄婉情态。金铜仙人是刘汉王朝由昌盛到衰亡的“见证人”，眼前发生的沧桑巨变早已使他感慨万端，神惨色凄。而自己又被魏官强行拆离汉宫，此时此刻，兴亡的感触和离别的情怀一齐涌上心头。“魏官”二句，从客观上烘托金铜人依依不忍离去的心情。“指千里”言道路遥远。从长安迁往洛阳，千里迢迢，远行之苦加上远离之悲，实在教人不堪忍受。“东关”句言气候恶劣。此时关东霜风凄紧，直射眸子，不仅眼为之“酸”，亦且心为之“酸”。它含有“马后桃花马前雪，出关争得不回头”的意味，表现出对汉宫、对长安的深切依恋之情。句中“酸”、“射”二字，新奇巧妙而又浑厚凝重。特别是“酸”字，通过金铜仙人的主观感受，把彼时彼地风的尖利、寒冷、惨烈等情形，生动地显现出来。这里，主观的情和客观的物已完全揉合在一起，含义极为丰富。

诗人时而正面摹写铜人的神态，时而又从侧面落笔，描绘铜人四周的景物，给它们涂上一层忧伤的色调。两种手法交互运用，使诗意开阖动荡，变幻多姿，而又始终围绕着一个“愁”字，于参差中见整饬，色调统一，题旨鲜明。“魏官”二句，侧重描写客体，“空将”二句则改写主体，用第一人称，直接抒发金铜仙人当时的思想感情：在魏官的驱使下离别汉宫，作千里之行。伴随着“我”的唯有天上旧时的明月而已。事情发生在三国时期而称月为“汉月”，它抒发的是一种怀旧的感情，正如王琦《李长吉歌诗汇解》所诠释的：“因革之间，万象为之一变，而月体始终不变，仍似旧时，故称‘汉月’。”金铜仙人亲身感受过武帝的爱抚，亲眼看到过当日繁荣昌盛的景象。对于故主，他十分怀念，对于故宫，也有着深厚的感情。而此刻坐在魏官牵引的车子上，渐行渐远，眼前熟悉而又荒凉的宫殿即将隐匿不见，抚今忆昔，不禁潸然泪下。“忆君”句中“泪如铅水”，比喻奇妙非凡，绘声绘色地写出了金铜仙人当时悲痛的形容——泪水涔涔，落地有声。这种感怀旧事、恨别伤离的神情与人无异，是“人性”的表现，而“铅水”一词又与铜人的身份相适应，婉曲地显示了他的“物性”。这些巧妙的表现手法，成功地塑造出金铜仙人这样一个物而人、物而神，独一无二，奇特而又生动的艺术形象来。

末四句写出城后途中的情景。此番离去，正值月冷风凄，城外的“咸阳道”和城内的“三十六宫”一样，呈现出一派萧瑟悲凉的景象。这时送客的唯有路边的“衰兰”，而同行的旧时相识也只有手中的承露盘而已。“衰兰”一语写形兼写情，而以写情为主。兰花之所以衰枯，不只因为秋风肃杀，对它无情摧残，更是愁苦的情怀直接造成。这里用衰兰的愁映衬金铜仙人的愁，亦即作者本人的愁，它比《开愁歌》中的“我生二十不得意，一心愁谢如枯兰”，更加婉曲，也更为新奇。

兰花的衰枯是情使之然。凡是有情之物都会衰老枯谢。别看苍天日出月没，光景常新，终古不变。假若它有情的话，也照样会衰老。“天若有情天亦老”这一句设想奇伟，司马光称为“奇绝无对”。它有力地烘托了金铜仙人（实即作者自己）艰难的处境和凄苦的情怀，意境辽阔高远，感情执着深沉，真是千古名句。

尾联进一步描述金铜仙人恨别伤离的情绪。他不忍离去，却又不得不离去，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离开故都越来越远。这时，望着天空中荒凉的月色，听着那越来越小的渭水流淌声，心里有种说不出来的滋味。“渭城”句从对面落笔，用“波声小”反衬出铜人渐渐远去的身影。一方面波声渺远，另一方面，道阻且长。它借助于事物的声音和形态，委婉而深沉地表现出金铜仙人“思悠悠，恨悠悠”的离别情怀，而这正是当日诗人在仕进无望、被迫离开长安时的心境。

这首诗是李贺的代表作品之一。它设想奇创，而又深沉感人；形象鲜明而又变幻多姿。怨愤之情溢于言外，却并无怒目圆睁、气峻难平的表现。遣词造句奇峭而又妥帖，刚柔相济，恨爱互生，参差错落而又整饬绵密。这确是一首既有独特风格，而又诸美同臻的诗作，在李贺的集子里，也找不出几首类似的作品来。

在唐代灿若繁星的诗人中，李贺流星般短暂的传奇式的不幸命运，他绚丽奇崛的才华，随着时光的流逝愈加光灿夺目。他是那个时代的另类天才，他没有王维、孟浩然的淳淡深远、恬静优美；没有高适、岑参的深广悲壮、淋漓豪迈；也没有李白的洒脱旷达。王维失意时可以隐居辋川庄，可以“行到水深处，坐看云起时”，李白失意时可以“仰天大笑出门去，吾辈岂是蓬蒿人”。但李贺不行，他是悲歌的骏马，他的诗是他灵魂的狂放、孤独、失意与绝望的写照，他甚至只有死亡才能终止他的绝望。

李贺离开家乡昌谷的最后一次，是到泽潞二州去作张彻的幕僚。遭谤而不得中进士，又在京城从九品的奉礼郎的寒职上无谓地消耗了三年光阴，这都已是过去的事了。在诗人心中，泽潞之行，已谈不上什么争求仕进，只是为了谋求生路而已。在昌谷到潞州途中经过泽州长平的时候，李贺写了这首《长平箭头歌》。这是一首怀古诗，诗歌的这种发生机缘在唐代诗人中很是常见，怀古诗早已是具备自身创作规则的诗歌类型。大概地说，诗人写凭吊古迹时的内心感触，先交待景物与时令，然后用一两个典故，以示对当年情形的追忆，最后归结到自己的身世之感，并借以抒发渴望用世的情怀。然而，《长平箭头歌》鲜明地表示：李贺的性格和想象方式与正统文人是多么地不同。在应该写怀古体的场合，李贺选择的却是“国殇”。

诗由诗人在秦白起曾坑卒四十万人的长平驿所捡到的一个铜箭头引发，这是一个浸沾人血、入土年深、漆灰等物犹然未泯、斑斓如花的铜箭头。箭头仅仅是一个符号，在刚拾到之际，我感到，诗人似乎尚未清晰地意识到它的含意。诗歌所描述的事情发生在傍晚时分的一个空旷的古战场上。诗歌在进行中陈述了这一来自另一时代、另一世界的符号，如何在诗人的注视下逐层透露出它的内涵。到了第七、八句“风长日短星萧萧，黑旗云湿悬空夜”时，我就分明地感受到的这里显然不仅仅是白昼到黑夜的转变，而是诗人自身两种迥别的心灵状态之间的分野。在接下来的诗句中，我比在《长吉歌诗集》中其它任何地方更清楚地看到了鬼神世界中的李贺：云彩变成了近千年前的战旗，风的呼啸声是阵亡的鬼魂的哀嚎。这绝不仅仅是一种“泪沾襟”式的感伤，而是最原始意义上的宗教体验。但是，这种体验是不可能持久的。“访古丸澜收断镞，折锋赤璺曾刲肉”。一切过去之后，剩下的又只是这块浸沾人血、斑斓如花的短箭头，这块被人世遗忘的小铜片。然而由于这一历史的碎片在诗人想象中曾起到过的效用，在诗人心中，它现在也成了一种神符，是诗人的珍宝。

即使是珍宝又能被谁珍惜呢？拿到城中之后，只有骑在马上的一个小男孩子觉得好玩，愿意拿一些编篮子的竹簝来交换。李贺在与神交往后所遗留下来的唯一信物，在世俗的人世间竟然没有了丝毫的意味。这是一种多么令人窒息的讽刺啊！诗人祭神的仪典，注定只能一个人在无人涉足的荒原上举行，注定无法遮蔽住自然流溢的森森寒意！

诗人曾高唱：“此马非凡马，房星本是星”，而现实中他遭遇的却是“啼鸟被弹归”的宿命。他内心企慕着“灵偃蹇兮姣服”的舞步和“下峥嵘而无地兮，上寥阔而无天”的神游，而人世所给予他的最高的承认和最大的荣耀，却是在一个元气大伤的王朝的太常寺里做一个小小的奉礼郎，为一些早已没人信奉的鬼神的祭祀捧捧场。这个曾经是“少年心事当拿云”的意气少年，在灵魂旷绝尘嚣的凄伤落寞之逼迫下，不得不发出“我当二十不得意，一心愁谢如枯兰”的长叹息！静静地思索这个奉礼郎的心灵及其境遇，不难想象对历史、对人生、对他所生存的这个世界，诗人感受到的是多么旷绝尘嚣的悲哀和绝望。

诗前小序，交代诗人为庾肩吾补作《宫体谣引》的缘由，说明诗篇抒写庾肩吾“潜难会稽”后的悲伤感受。

诗的开头两句描写宫廷荒凉的情景，壁上的椒粉已经发黄，成为野粉，宫殿里飞满湿萤，已经荒废，一派凄凉景象，正是“国势沦败”的艺术写照。三四句梦忆东宫生活，我本是台城里和皇子唱和诗歌的人，现在秋夜里还常梦见太子的车辇。诗的后半首，叙述肩吾愁苦衰老的近况，表达出甘守屯贱的意愿。“吴霜”，应会稽地望，“塘蒲”，点身已衰老，回想起离开宫门时，依恋不舍，怀念君德，甘愿遭受危难贫贱，“心如砥柱”，绝不变心。全诗不言悲而悲意充溢字里行间。

诗人探寻梁代庾肩吾的前事，应是叹恨那些曾任东宫官而后遭贬斥的人。诗人生活的时代，曾震惊朝野而备受大家关注的事件，便是永贞革新，革新运动参与者之中，确有人曾任太子李诵的东宫官。诗人叹恨他们事业受挫败，命运困厄，不胜感伤，便运用“离绝远去笔墨畦径间”的诗句，抒发悲叹他们不幸遭际的情思。诗人不能无言，又不敢明言，便寓今托古，比物征事，从而形成长吉诗诡异独特的风貌。

杜牧为李贺诗集作叙，以此诗与《金铜仙人辞汉歌》为例，赞叹道：“贺能探寻前事，所以深叹恨古今未尝经道者。”这篇叙是诠解《还自会稽歌》的指导思想。李贺能从二百多年前的庚肩吾“潜难会稽”这件在别人看来极平凡的小事中，塑造了一个流落失意、但又不失刚劲之气的“羁臣”形象，并借以抒发了自己对世事多变的感伤和困顿潦倒中的悲愤之情，构思新颖，立意奇特。杜牧把李贺的这类诗作誉之为“古今未尝经道者”，评价是很高的。杜牧在叙中还说：“求取情状，离绝远去笔墨畦径间，亦殊不能知之。”但结合庾肩吾的遭遇和李贺的身世，还是能看出些端倪的。

这首诗写得含蓄深沉。庾肩吾是宫体诗的代表作家，但不能说这首摹想庾氏情事的作品就是继承了宫体诗的传统，也不能据此诗而说李贺对宫体诗作者的怀念和向往。李贺不过是借和晚年的庾肩吾“心有灵犀一点通”的处境，来抒发自己的忧愤罢了。

文天祥是宋末民族英雄，他那“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的高尚人格理想，不知影响了多少富于民族气节的中华儿女。虞集这首《挽文丞相》诗，不仅颂扬了文天祥精忠报国的精神，同时也流露出家国之痛。而这些深沉蕴藉的情感，是通过诸多典故的妙用来表达的。张良、诸葛亮等事典，含蕴着宋室灭亡殆天意，非人力所可挽回的深深无奈。新亭对泣之典，抒发了诗人沉痛的故国之思。及物是人非的感慨。面对大好河山落入异族之手的现实，不由得联想到东晋初年过江之士，因北方沦于外族统治而痛心疾首之事。然而，他们仍保有半壁江山，不像如今整个华夏大地都被元人侵占。相形之下，诗人不免慨叹“大不如前”。

小令的上片是用李广屡立战功，但官位不到九卿，而他的堂弟李蔡人品在下中等，却能封为列侯的故事，以古喻今，尖锐地揭露了南宋小朝廷的腐朽反动本质。它已为一群庸碌无能的投降派所把持，那些有志气、有才能的抗战志士却被排斥打击。这是南宋朝廷偏安政策的体现

小令的下片以“芸草去陈根，笕竹添新瓦”作为起兴句，以“万一朝廷举力田，舍我其谁也”这一反语作结，与词的上片相照应，揭露南宋朝廷打击抗战派的政策。

小令以李广喻自己，指出象李广这样智勇双全的英雄人物，却总是被排斥、迫害。对此，作者是极为忿慨的，但他却反话正说，不说自己的忿慨，偏说“举力田”；在“舍我其谁”的严肃叙说中，表达了作者强烈愤慨和对南宋朝廷的尖锐嘲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