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诗用典、化典颇多，开篇三联便接连用典，但在用典的同时也叙述了古人的精神品质，并将其延伸到自己身上，可谓一妙手。

“苍山容偃蹇，白日惜颓侵”一联是全诗唯二的对于景致的描写，但又不全然是景物，更透露着诗人的感情。下一联直白的表达了诗人自己想要建功立业的想法，但与“愿一佐明主，功成还旧林”一联同看起来便少了功利多了报国的衷心。

“西来”句至“卖畚”句三联在表明了诗人此行的目的与胸中所怀的大志向的同时，又再一次提及景物将作者实际上想要归隐的感情含蓄的穿插其间。

诗人在最后一联展望未来，又一次表达了自己归隐的愿望。“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后人爱用李白的话评价李白的诗，是很有见识的。

这首诗非常形象的表现了李白的性格：一方面对自己充满自信，孤高自傲；一方面在政治前途出现波折后，又流露出伤感之情。

在这首诗里，他演绎庄子的乐生哲学，表示对富贵的藐视。而在自然中，实则深含怀才不遇之情。全诗语言流畅，具有很强的感染力，李白“借题发挥”抒发自己的愤激情绪。

诚然，李白即兴赋诗，出口成章，显得毫不费力。他感情奔放，直抒胸臆，天真自然，全无矫饰，而自有一种不期然而然之妙。正所谓绚烂之极，归于平淡，这种功夫是极不易学到的。这首《留别王司马嵩》就体现了李白这种自然高妙的诗风。

“”诗一开始就化用《史记》中的话。“高妙”二字，同时表现其卓异的谋略和清高的节操两个方面；一个“特”字，表达了一腔倾慕之情。“”诗人在此将鲁仲连的出仕视为明月出海，这种极度的推崇，可见诗人对鲁仲连的景仰不同一般。鲁仲连一生大节，史传只举了反对帝秦和助收聊城二事。《古风》的这首则专书前一事。当初辛垣衍劝赵帝秦以图缓颊，平原君已为之犹豫，若无鲁仲连雄辩坚拒，难免因一念之差铸成大错。在此关键时刻，鲁仲连起的作用无异挽澜于既倒。“却秦振英声”五字就是对这事的肯定和推崇。

而“后世仰末照”一句，又承“明月出海底”的比喻而来，形容其光芒能穿过若干世纪的时空而照耀后人，使之景仰。这是其功业即画策的高妙所致。但鲁仲连的为人钦敬不仅如此，还在于他高尚的人品。当平原君欲以官爵千金相酬时，他却笑道：“所谓贵于天下之士者，为人排患释难解纷而无取也。即有取者，是商贾之事也，而连不忍为也。”说罢辞去，终身没有再见平原君。“意轻千金赠，顾向平原笑”，直书其事，而赞赏之意溢于言表。

热爱自由和渴望建功立业，本来是两种不同的理想追求，然而一些杰出的盛唐文士却力图将二者统一，并以此与政界庸俗作风相对抗，似曾成为一种思潮。

功成身退是李白的政治理想和自我设计的重要部分，在这个方面，他引为楷模的历史人物，便是张良、鲁仲连。李白的功成身退主要是为了抬高自己的从政身份，目的在以谋臣策士出仕。这样，自然而然地落实到吟咏者——“吾”身上的，即是对鲁连人格精神的高度推崇，“我”慕其风而愿与之同调了。一“倜傥”，一“澹荡”，既是鲁连的人格写照，也是诗人的精神追求；既是诗人的自许，也是诗人的自期。他是要把对鲁仲连心中由衷的仰慕转化为现实生活中自觉的人格追求，完成他的人生理想与政治理想。

这首诗直书其事，直抒胸臆，可说是最为质朴的写法。寥寥数句，给读者刻画了一个高蹈而又仗义的历史人物形象，其中又寄寓了诗人自己的理想。全诗虽然有为个人作政治“广告”的意图，却也能反映诗人一贯鄙弃庸俗的精神。“咳唾落九天，随风生珠玉”（《妾薄命》），这两句诗正好可用来形容李白自己的诗品，即随意挥洒，独具标格。

这是一首惜春忆春的小词。写自己独游洛阳城东郊，饮酒观花时而产生的愿聚恐散的感情。这首词为作者与友人春日在洛阳东郊旧地重游时有感而作，在时间睛跨了去年、今年、明年。上片由现境而忆已过之境，即由眼前美景而思去年同游之乐。下片再由现境而思未来之境，含遗憾之情于其中，尤表现出对友谊的珍惜。“今年花胜去年红，可惜明年花更好”，将三年的花季加以比较，融别情于赏花，借喻人生的短促和聚时的欢娱心情，而并非“今年”的花真的比“去年”更鲜艳，但由于是用乐景写衷情，使词的意境更加深化，感情更加诚挚。上片回忆昔日欢聚洛阳，同游郊野之乐趣。下片写惜别之情，感伤气息浓重。。结尾两句“可惜明年花更好，知与谁同”，更以今年花胜去年，预期“明年花更好”，映衬明年朋友聚散之难卜，不知与谁一道重来洛城游芳，更进一层地深化了这种人生聚散无常之感，然而，在人生聚散无常的伤感之外，所幸尚有“明年花更好”的希望在，良辰美景总能多少慰藉词人怅惘失落的情怀，减轻了心头的伤痛。故而词人并无剧痛深哀，只是一种淡淡伤感而已。

依某种文体原有的内容辞句改写成另一种体裁，叫隐括。此词，即隐括杜牧《九日齐山登高》一诗。

初读一遍，不过觉得它逐句移植原诗，仅仅清畅淡远而已。反复涵咏体会，才发觉意境精神已脱胎换骨。

且看杜牧原诗：“江涵秋影雁初飞，与客携壶上翠微。尘世难逢开口笔，菊花须插满头归。但将酩酊酬佳节，不用登临恨落晖。古往今来只如此，牛山何必独沾衣。”重阳节，杜牧偕友登齐山，良辰美景，使这位平生抱负未展的晚唐诗人感到难得的欢愉。然而当夕阳西下时，又触动了作者人生无常的愁苦。春秋时，齐景公登牛山，北望国都临淄流泪说：“若何滂滂去此而死乎！”诗人感慨何必要象齐景公那样独自下泪，因为人生之无常，古往今来尽皆如此，谁能幸免呢！语似旷达，其实抑郁伤感。现在来看此词。一江秋水，天光云影徘徊其中。

万里长空鸿雁初飞，正值重阳。“携壶结客何处？”一问。“空翠渺烟霏。”一答。答话不著一动词，纯然景语，给人的感觉是携酒登高的人，溶入了那山色空翠、烟霏缥缈的一片氤氲之中，意境极为空灵。若用原诗“与客携壶上翠微”的“上”字，反嫌质实。平时身居尘世，难逢开口一笑。今日投入大自然怀抱，自是笑逐颜开。更何况满山茱萸紫、菊花黄，好插个满头粲然，尽兴而归呢！“风景今朝是，身世昔人非。”多少登高伤怀的昔人，早已成为过去（“非”），但美好的大自然却是真实的、恒常的（“是”）。作者这里所积极肯定的，不单是当下（“今朝”）的自然美景，也肯定了景中之人，当下的人生。词中增添此二句，顿时注入一道源泉活水般的新意，词情显然已同诗情泾渭分流了。

作者劝勉朋友，酬答佳节美景，尽管酩酊一醉，不要辜负大好辰光。“人生如寄，何事辛苦怨斜晖。”人生有限，更应惜取，何苦对斜阳而怨迟暮呢。此二句虽用原诗，却非故作旷达，实为充分肯定当下人生的价值。“无尽今来古往，多少春花秋月，那更有危机。”此三句，移植原诗“古往今来只如此”，但全反其意，更发出新意。点石成金，脱胎换骨，尽在于此。无尽今来古往，多少春花秋月，概括绵延无尽的时间与上下无限的空间。往古来今谓之宙，四方上下谓之宇。作者精骛八极，思通千载，但觉无限宇宙之中，永远充满生机，哪有什么危机呢！作者是宋代著名儒家哲人。在儒家看来，宇宙、人生，本体为一，即生生不息的生机。这生机流行体现于天地万物人生，“亘古亘今，未尝有一息之间断。”（朱熹《中庸或问》）人生虽然有限，宇宙生机却是无限的。人生尽其意义，就是生得其所，体现了宇宙的本体，有限的人生便与无限的宇宙融为一体。心知此意，则人生充满乐趣。“与问牛山客，何必独沾衣。”言外正洋溢着这种乐观精神。朱词与杜诗的结笔，仍是语同而意别。

杜诗以人生无常然而聊以自慰，语似旷达而实伤感抑郁。朱词却运用对人生的乐观精神，来否定人生无常的伤感情绪。而这种伤感情绪不知曾折磨过多少古代诗人。回头玩味“风景今朝是，身世昔人非”，意味更显，也更深长。

不妨设想一下，作者重阳结伴登高，兴之所至，于是挥洒笔墨，隐括杜牧诗而成此词。江水，云影，鸿雁，空翠，烟霏，紫萸，黄菊，作者眼中之大自然，无往而非“四时行焉，万物生焉”，“鸢飞戾天，鱼跃于渊”，“万物并育而不相害”，一片生机旺然之境界。

而重阳佳节，结伴登高，返归自然，开口一笑，酩酊一醉，自己性情之舒展，亦皆充满“乐山”“乐水”，“乐以忘忧”的意趣。作者“胸次之悠然，直与天地万物上下同流，各得其所之妙，隐然见于言外”《论语集注》。作者词中，已非杜牧诗中一般人生情感的境界，而是这位儒家天人合一的哲学境界。这境界实无异于“暮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的境界。朱熹此词赞美自然，赞美人生，表现出中国儒家哲学精神，宋词的境界，不失为对宋词的一大贡献。

此词抒发性情哲思，贵在深入浅出，出以优美高远的意境和清畅豪爽的格调，故深含理趣而不堕庸俗。

《历代诗馀》卷一一七引《读书续录》评云：“气骨豪迈，则俯视苏辛；音节谐和，则仆命秦柳。洗尽千古头巾俗态。”可谓知言。此词属隐括体，贵在以故推新，艺术造诣与杜牧原诗各有千秋。它虽几乎逐句移植原诗，但几处贯注新意，全词也处处意蕴翻新，而具一幅全新的面孔。比如读罢全词，再回味上阕“况有紫萸黄菊，堪插满头归”，就见得入山归来岂止是紫萸黄菊满头粲然，并且是满载人与自然合二为一的生趣而归。举此一例，全篇皆可连类而及脱胎换骨，只在襟怀之高。点铁成金，却在点化之妙。宋词宋诗，都不乏这种以故为新的艺术特色。这，实际上又是善于继承并创新的整个宋代文化精神的一个体现。朱熹此词，隐喻着这一文化背景。

上片感叹世路艰险，聚散匆匆，劝友人且尽今日之欢。与友相逢作歌辞，首句即说“世路风波险”，可见词人在人生宦海中遭受到无数艰险磨难，备尝艰辛沧桑。世路艰险而十年的时光易失，仿佛顷刻须臾之间便过去了，更让词人倍感人生聚散无常，因此更应该加倍珍惜眼前与友人的相聚。“相见且欢娱”既是劝友人也是自劝。

下片写相聚畅饮，愿为友人一醉，蕴含忧愤疏狂之意。“好酒”二句意为虽然春风不能将白发染黑，但好酒可以排遣不得意的时光。所以词人在词末言道，自己愿为好友花前一醉，即便醉了也不要让歌女来扶。

词人直抒胸臆、狂放中含愤懑之意，疏放中有沉着之致。同时该词也已不同于五代、北宋的士大夫在词中所普遍表现出来的花间樽前的时代风尚，其中所透露出来的政治、人生的感慨，既表现了词人的旷达胸襟，同时也加重了这首词的感情分量。

上片感叹世路艰险，聚散匆匆，劝友人且尽今日之欢。与友相逢作歌辞，首句即说“世路风波险”，可见词人在人生宦海中遭受到无数艰险磨难，备尝艰辛沧桑。世路艰险而十年的时光易失，仿佛顷刻须臾之间便过去了，更让词人倍感人生聚散无常，因此更应该加倍珍惜眼前与友人的相聚。“相见且欢娱”既是劝友人也是自劝。

下片写相聚畅饮，愿为友人一醉，蕴含忧愤疏狂之意。“好酒”二句意为虽然春风不能将白发染黑，但好酒可以排遣不得意的时光。所以词人在词末言道，自己愿为好友花前一醉，即便醉了也不要让歌女来扶。

词人直抒胸臆、狂放中含愤懑之意，疏放中有沉着之致。同时该词也已不同于五代、北宋的士大夫在词中所普遍表现出来的花间樽前的时代风尚，其中所透露出来的政治、人生的感慨，既表现了词人的旷达胸襟，同时也加重了这首词的感情分量。

玉华宫，在写此诗时已废为玉华寺，但此诗题不作“玉华寺”，而是写作“玉华宫”，体现了诗人在兵连祸结，国家衰微之时，对贞观之治的无限缅怀和对荣华难驻人世沧桑的感叹，抚今追昔，不禁伤怀无尽。

诗中前八句描写旧宫的凄凉景象。先写旧宫外景：“”宫前溪水回流，松风长啸，苍褐色的老鼠在古瓦上窜来窜去。这遗弃在绝壁之下的宫殿，不知是何代帝王所建？接着写旧宫内景：那阴森的房中，青莹的灯光仿佛夜间的鬼火一样，年久失修的道路上流着湍急的水，水声好象在哀鸣。而除此以外的一切自然之声，却像笙和竽的吹奏声一样，悦耳动听，宫院内，秋色正显得分外潇洒。这里，作者用穿插手法，在每四句中，前两句写景，欲尽未尽，忽入抒情，在时断时续的跳跃式的写景中，插入自己的感慨，把景与情自然而然地结合起来，避免了平铺直叙，使情景达到了高度的融合。同时，在描写上采用了反衬法，即以乐衬哀。当此海内烽烟四起之际，自然声音、自然景物不因人事而变化，在秋色中显得这般美好，而眼前的古殿，却已满目荒凉。一个“古”字、一个“正”字，透出了此中消息，表现了作者在遣词用字上的匠心独具。这样反衬，昔盛今衰的对比更为强烈，作者的人生无常的感想也暗寓其中，为后八句作了巧妙的铺垫。

诗歌后八句抒写对旧宫荒凉的感慨。前四句承上而来，感叹人与物的幻灭无常。先写人：昔日宫中的美女，早已化为黄土，何况那些殉葬的木偶人呢！再写物：当年陪侍太宗的金舆，多么华美，如今何在？

留存下来的，只有荒殿门前那冰冷的石马了。从对人和物的感慨中，自然而然地引出了后四句的忧叹。诗人难以承受这所见所感的忧伤，瘫坐在草地上，时而高歌，时而痛哭，泪如雨下。他想：在历史的漫漫长河中，有谁能够长存永驻呢？这浩茫无际的人生忧伤，真是无终无了啊！仇兆鳌在《杜诗详注》中说：“上章（指《九成宫》）以伤乱作结，本章（即《玉华宫》）以忧老作结。”其实，这首诗在忧老中，更多地包含着伤乱的心情。作此诗时杜甫已经四十六岁，除困守长安十年外，又经历了三年的战乱，战乱的摧残，使人感到易于衰老，生死无常，他深刻地领悟到人生的艰辛，更体会到战争给人们带来的深重灾难。此时，他看到旧宫的荒凉景象，因景及人，因人而国，将个人的忧伤与国家的命运紧紧地联系起来，忧生而又忧世，使得全诗的意义更为深广，从而产生出更加沉郁的思想力量。

这首诗不仅在结构上显得跳跃而富于变化，同时在音韵上也很有特色。首先，此诗在用韵上，以短促的仄声韵一韵到底，与描写的荒凉景象和抒发的凄楚情绪很协调。其次，诗中多用仄声字，如“苍鼠窜古瓦”、“遗构绝壁下”，都是一平四仄，甚至整句全用仄声字的，如“况乃粉黛假”、“故物独石马”，五字五仄。这就使得诗歌在音律上显得“生拗”，急促有力，造成激昂的声情，给人以一种奇崛的美感。

《缚鸡行》大约在公元766年（代宗大历元年）夏历岁暮作于夔州西阁。

诗人于偶然之中，看到家中小仆人正在捆鸡，要拿到市上去卖，而鸡被捆得着急，边叫边挣扎，似乎在向人提出抗议。“相喧争”三字，将小鸡人格化，使缚鸡这个细节充满了生动活泼的生活情趣。诗人一询问，原来是因为家中的人怕鸡吃掉蚂蚁之类的小虫，有伤生灵，所以要卖掉它。然而诗人仔细一想，鸡卖出去不是也要遭受宰杀的厄运吗？为什么人对虫子要施以厚恩，而对鸡却要报以刻薄呢？诗人对此似有所悟，立即命令小仆人解缚放鸡。然而诗人再仔细想想，放了鸡，虫蚁不是又要遭受灾难了吗？反复想来，实在没有万全之策，于是只好倚靠在山阁上，注视着寒冷的江面，江水正浩浩东去，远处是迷蒙的烟霭，一片苍茫。诗中似乎表现了一种道家的思想。据《庄子·列御寇》：“在上为乌鸢食，在下为蝼蚁食，夺彼与此，何其偏也。”因而，陈师道说：“鸡虫得失，不如两忘而寓于道。”（《杜诗镜铨》引）但似乎又是佛家的思想。王右仲说：“公晚年溺佛，意主慈悲不杀，见鸡食虫蚁而怜之，遂命缚鸡出卖。见其被缚喧争，知其畏死，虑及卖去遭烹，遂解其缚，又将食虫蚁矣。鸡得则虫失，虫得则鸡失，世间类者甚多，故云‘无了时’。计无所出，只得‘注目寒江倚山阁’而已。”（《杜臆》）

当时，天下战乱已久，国家和人民都陷于苦难中，一时还无法摆脱困境。杜甫虽有匡时济世之志，但年老力衰，已“无力正乾坤”。萧涤非先生说：“感到‘无力正乾坤’的诗人是很难做到飘飘然的。白居易有这样两句诗：‘外容闲暇中心苦，似是而非谁得知？’我以为这对于我们理解杜甫这一貌似达观的形象很有帮助。”（《杜甫诗选注》）可见诗中仍然表现了作者对时局的深切关心，流露了对国家、人民的忧虑，在计无所出的情况下，无可奈何的苦闷心情。

此诗的别致之处，还表现在语言上。杜诗语言的基本风格，是千锤百炼而严整精工，但此诗语言却平朴自然，采用散文化的句法，显得平易顺当。“”如同当面交谈，读来亲切动人。这与表现细小的生活情节，与抒发表面看来轻松的感情，是极为适宜的。

洪迈在《容斋随笔》中评论说：“《缚鸡行》自是一段好议论，至结语之妙，非他人所能企及也。”他还引了李德远的拟作《东西船行》进行比较：“‘东船得风帆席高，千里瞬息轻鸿毛。西船见笑苦迟钝，流汗撑折百张篙。明日风翻波浪异，西笑东船却如此。东西相笑无已时，我但行藏任天理。’此诗语意极工，几于得夺胎法。但‘行藏任天理’，与‘注目寒江’，不可同日语耳。”而沈德潜在《唐诗别裁集》中更是一语破的：“宕开一笔，妙不说尽。”的确，此诗最纯之处就在于结句。一是在结尾处故意采用逸宕手法，由议论而转入写景，使得篇末产生变化，通篇由平实入空灵，摇曳生姿；二是将上面所议论的内容突然收起，将欲尽未尽之意如盐著水般地化入景中，让读者根据自己的经验去品味和领悟，从而引发出深沉的思考，显得含蕴无穷，韵味悠长。《东西船行》的结句“行藏任天理”之所以不能与“注目寒江”同日而语，就在于已经把道理说尽，没有回味的余地。

《可叹》，其实是一首写人的叙事诗。诗中的主人公，是和杜甫同时代的诗人王季友，《全唐诗》中这样介绍他：“王季友，河南人。家贫卖履，博极群书。豫章太守李勉引为宾客，甚敬之，杜甫诗所谓丰城客子王季友也。”王季友年轻时家贫，以卖草鞋为生，出生富家的妻子柳氏嫌弃他，离家出走。王季友在贫困孤苦中发奋攻读，后来考上状元，成为一代名流，离弃他的柳氏后来又回到他身边。这样跌宕起落的人生，使杜甫大为感叹。《可叹》一诗中，对王季友的故事作了生动描述。

这首诗写久别的老友重逢话旧，家常情境，家常话语，娓娓写来，表现了乱离时代一般人所共有的“沧海桑田”和“别易会难”之感，同时又写得非常生动自然，所以向来为人们所爱读。

开头四句说：人生动辄如参、商二星，此出彼没，不得相见；今夕又是何夕，咱们一同在这灯烛光下叙谈。这几句从离别说到聚首，亦悲亦喜，悲喜交集，把强烈的人生感慨带入了诗篇。诗人与卫八重逢时，安史之乱已延续了三年多，虽然两京已经收复，但叛军仍很猖獗，局势动荡不安。诗人的慨叹，正暗隐着对这个乱离时代的感受。

久别重逢，彼此容颜的变化，自然最容易引起注意。别离时两人都还年轻，而此时俱已鬓发斑白了。“少壮能几时，鬓发各已苍”两句，由“能几时”引出，对于世事、人生的迅速变化，表现出一片惋惜、惊悸的心情。接着互相询问亲朋故旧的下落，竟有一半已不在人间了，彼此都不禁失声惊呼，心里火辣辣地难受。按说，杜甫这一年才四十八岁，亲故已经死亡半数很不正常。如果说开头的“人生不相见”已经隐隐透露了一点时代气氛，那么这种亲故半数死亡，则更强烈地暗示着一场大的干戈乱离。“焉知”二句承接上文“今夕复何夕，共此灯烛光”，诗人故意用反问句式，含有意想不到彼此竟能活到今天的心情。其中既不无幸存的欣慰，又带着深深的痛伤。

前十句主要是抒情。接下去，则转为叙事，而无处不关人世感慨。随着二十年岁月的过去，此番重来，眼前出现了儿女成行的景象。这里面当然有倏忽之间迟暮已至的喟叹。“怡然”以下四句，写出卫八的儿女彬彬有礼、亲切可爱的情态。诗人款款写来，毫端始终流露出一种真挚感人的情意。这里“问我来何方”一句后，本可以写些路途颠簸的情景，然而诗人只用“问答乃未已”一笔轻轻带过，可见其裁剪净炼之妙。接着又写处士的热情款待：菜是冒着夜雨剪来的春韭，饭是新煮的掺有黄米的香喷喷的二米饭。这自然是随其所有而具办的家常饭菜，体现出老朋友间不拘形迹的淳朴友情。“主称”以下四句，叙主客畅饮的情形。故人重逢话旧，不是细斟慢酌，而是一连就进了十大杯酒，这是主人内心不平静的表现。主人尚且如此，杜甫心情的激动，当然更不待言。“感子故意长”，概括地点出了今昔感受，总束上文。这样，对“今夕”的眷恋，自然要引起对明日离别的慨叹。末二句回应开头的“人生不相见，动如参与商”，暗示着明日之别，悲于昔日之别：昔日之别，今幸复会；明日之别，后会何年？低回深婉，耐人玩味。

诗人是在动乱的年代、动荡的旅途中，寻访故人的；是在长别二十年，经历了沧桑巨变的情况下与老朋友见面的，这就使短暂的一夕相会，特别不寻常。于是，那眼前灯光所照，就成了乱离环境中幸存的美好的一角；那一夜时光，就成了烽火乱世中带着和平宁静气氛的仅有的一瞬；而荡漾于其中的人情之美，相对于纷纷扰扰的杀伐争夺，更显出光彩。“今夕复何夕，共此灯烛光”，被战乱推得遥远的、恍如隔世的和平生活，似乎一下子又来到眼前。可以想象，那烛光融融、散发着黄粱与春韭香味、与故人相伴话旧的一夜，对于饱经离乱的诗人，是多么值得眷恋和珍重啊。诗人对这一夕情事的描写，正是流露出对生活美和人情美的珍视，它使读者感到结束这种战乱，是多么符合人们的感情与愿望。

这首诗平易真切，层次井然。诗人只是随其所感，顺手写来，便有一种浓厚的气氛。它与杜甫以沉郁顿挫为显著特征的大多数古体诗有别，而更近于浑朴的汉魏古诗和陶渊明的创作；但它的感情内涵毕竟比汉魏古诗丰富复杂，有杜诗所独具的感情波澜，如层漪迭浪，展开于作品内部，是一种内在的沉郁顿挫。诗写朋友相会，却由“人生不相见”的慨叹发端，因而转入“今夕复何夕，共此灯烛光”时，便格外见出内心的激动。但下面并不因为相会便抒写喜悦之情，而是接以“少壮能几时”至“惊呼热中肠”四句，感情又趋向沉郁。诗的中间部分，酒宴的款待，冲淡了世事茫茫的凄惋，带给诗人幸福的微醺，但劝酒的语辞却是“主称会面难”，又带来离乱的感慨。诗以“人生不相见”开篇，以“世事两茫茫”结尾，前后一片苍茫，把一夕的温馨之感，置于苍凉的感情基调上。这些，正是诗的内在沉郁的表现。如果把这首诗和孟浩然的《过故人庄》对照，就可以发现，二者同样表现故人淳朴而深厚的友情，但由于不同的时代气氛，诗人的感受和文字风格都很不相同，孟浩然心情平静而愉悦，连文字风格都是淡淡的。而杜甫则是悲喜交集，内心蕴积着深深的感情波澜，因之，反映在文字上尽管自然浑朴，而仍极顿挫之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