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余年别帝京，重闻天乐不胜情”。两句所指自然是大和二年（828年）诗人回到长安的事与情，但这话同时也就告诉了读者“二十余年”前，诗人曾在帝京，并且听过“天乐”。这表明诗人当年并非长安一布衣。一别多年，帝京重返，且又听到熟悉的“天乐”，此时此地，直教诗人情难自已。这“情”的内涵是喜，还是悲，是伤，抑是慨，并没有明确说出，要知道答案，就必须了解诗人“二十余年”前在长安的情况，而后又是怎样“别帝京”的，“别”后这二十多年又是怎么度过的，还有与他一样告“别帝京”的朋友们，又有着怎样的遭遇。这些问题，事实上就是一段“永贞革新”的兴起和失败的历史，保守势力对革新派残酷迫害的历史，这里有包括诗人在内的“二王八司马”的悲剧，还有这些悲剧人物之间的相互激励、相濡以沫的动人的篇章。只有思索回味了这些，读者才能体会到“二十余年别帝京，重闻天乐不胜情”的深沉的内涵，和无限的悲慨。对此，诗人有时也表现得比较明快直率，比如“昔年意气结群英，几度朝回一字行。海北天南零落尽，两人相见洛阳城”（《洛中逢韩七中丞之吴兴口号》）。这是头一年（827年）回长安途中在洛阳遇到韩泰时写的，可见这种悲愤之情，久已郁积于胸，“洛中逢韩七”，“重闻天乐”，都不过是遇事则动、借题发挥而已。

一二两句由今而入昔，思绪万端，言简意丰，情溢于词，而对于全诗来说还只是开始，它给与何戡重逢创造了环境和心理的背景。第三句折转入正题，妙以何戡之在，点出“旧人”之不在，如此情景，则“在”亦悲，“不在”亦悲，无限悲痛，隐于字背。况且唯有的一位旧人何戡，又偏不忘旧事，又为他唱起了当年送别的离歌《渭城曲》——“西出阳关无故人”——可没有人能想到重入长安无故人。何戡一曲，往日的“别帝京”，此时的耆旧凋零，更是齐袭心头，千层浪，万重波。滔滔难平。有人说艺术贵在引人思索，此诗之妙，大概也在于此。

这是一首以近于俚俗的语言写成的相思之作。与同类题材不同的是，这首词中词人与恋人可能是因了一点小事呕了气，于是二人“轻分手”了。如今，他深悔自己当初的轻率，独自度着难捱的长夜，内心涌起一浪一浪的情感波澜。

柳永抒情往往上片铺叙景物，下片为内心独白。而这首词景语仅“床前残泪烛”一句，余皆情语，则所抒之情倍觉突出、充盈，亦可见此情非由外物触起，实是无时不萦系心中。上片以“梦觉清宵半”开头，先点明时间乃“夜半”，主人公的情状难以再眠。于是以下借“银箭”、“残沿烛”、“鸳被”三种意象写事叙情，三种意象与主人公的行动紧紧联在一起，“银箭”在这里代指古代计时漏壶滴漏的声音，它表示时光在一秒一秒地缓慢行进，此刻，词中的主人公正屈着指头细数这单调的滴滴答答的声音，从而表现出主人公深夜无眠的寂寞无聊。蜡烛已将燃尽，烛泪将残，表示夜已深，只有烛泪“啼红”相伴主人，进一步写出主人公的孤单。“鸳被”本象征男欢女爱，而今，主人公却是“孤眠”，昔日的欢爱自是不堪回首，所以一人在被中“展转千余遍”，任凭它是“数重”，仍觉“不暖”，再次写出词人内心的凄凉。三种意象成为叙事叙情的关键物。在上片中，三种意象又以直接写情写事的句子相串联。首句直写主人公夜半即醒，难以再眠，引出第一个听觉的意象“银箭“；长夜不眠再出现第二个视觉意象“残泪烛”，视觉听觉的双重意象引出“暗惹起、云愁雨恨情何限”的情语，直抒旧日欢情带来而今无限的愁恨。从旧日欢情联及“鸳被”这一意象，于是“展转千余遍”，“孤眠不暖“，写尽孤独寂寞的难耐。

下片直抒其情，先以“堪恨还堪叹”一句总写这一段不了情缘引发的种种情味，然后分写内心的层层情感波澜。后悔“当初不合轻分散”是为一层，此句化用许岷《木兰花·小庭日晚花零落》：“当初不合尽饶伊，赢得如今长恨别。”虽用典，亦写实；“厌厌独自”一人，盼伊人盼得“眼穿肠断”是为二层，前一层不过后悔而已，此时却已经相思成病；由于“眼穿肠断”而想到昔日的“深情蜜意如何拚”是为转折后的一层；再想及当日虽有重聚的“后约”，但毕竟而今“片时难过”，是为再转折后的一层；直至“怎得如今便见”是最后深悔当初又盼今后的最后一层。一层进一层，一浪高一浪，把内心的百转千折细细密密地铺展开来。这种相思虽然说不上有什么价值，但在词中表现得自然真切，很富有生活气息。

生活中，一对相恋的人因为偶然的小事而分手，分手后又后悔当初决定的草率者，并不少见。抛开词中男女主人公的身份地位，词中抒发的情感还是能引起人共鸣的。

这是一首以近于俚俗的语言写成的相思之作。与同类题材不同的是，这首词中词人与恋人可能是因了一点小事呕了气，于是二人“轻分手”了。如今，他深悔自己当初的轻率，独自度着难捱的长夜，内心涌起一浪一浪的情感波澜。

柳永抒情往往上片铺叙景物，下片为内心独白。而这首词景语仅“床前残泪烛”一句，余皆情语，则所抒之情倍觉突出、充盈，亦可见此情非由外物触起，实是无时不萦系心中。上片以“梦觉清宵半”开头，先点明时间乃“夜半”，主人公的情状难以再眠。于是以下借“银箭”、“残沿烛”、“鸳被”三种意象写事叙情，三种意象与主人公的行动紧紧联在一起，“银箭”在这里代指古代计时漏壶滴漏的声音，它表示时光在一秒一秒地缓慢行进，此刻，词中的主人公正屈着指头细数这单调的滴滴答答的声音，从而表现出主人公深夜无眠的寂寞无聊。蜡烛已将燃尽，烛泪将残，表示夜已深，只有烛泪“啼红”相伴主人，进一步写出主人公的孤单。“鸳被”本象征男欢女爱，而今，主人公却是“孤眠”，昔日的欢爱自是不堪回首，所以一人在被中“展转千余遍”，任凭它是“数重”，仍觉“不暖”，再次写出词人内心的凄凉。三种意象成为叙事叙情的关键物。在上片中，三种意象又以直接写情写事的句子相串联。首句直写主人公夜半即醒，难以再眠，引出第一个听觉的意象“银箭"；长夜不眠再出现第二个视觉意象“残泪烛”，视觉听觉的双重意象引出“暗惹起、云愁雨恨情何限”的情语，直抒旧日欢情带来而今无限的愁恨。从旧日欢情联及“鸳被”这一意象，于是“展转千余遍”，“孤眠不暖"，写尽孤独寂寞的难耐。

下片直抒其情，先以“堪恨还堪叹”一句总写这一段不了情缘引发的种种情味，然后分写内心的层层情感波澜。后悔“当初不合轻分散”是为一层，此句化用许岷《木兰花·小庭日晚花零落》：“当初不合尽饶伊，赢得如今长恨别。”虽用典，亦写实；“厌厌独自”一人，盼伊人盼得“眼穿肠断”是为二层，前一层不过后悔而已，此时却已经相思成病；由于“眼穿肠断”而想到昔日的“深情蜜意如何拚”是为转折后的一层；再想及当日虽有重聚的“后约”，但毕竟而今“片时难过”，是为再转折后的一层；直至“怎得如今便见”是最后深悔当初又盼今后的最后一层。一层进一层，一浪高一浪，把内心的百转千折细细密密地铺展开来。这种相思虽然说不上有什么价值，但在词中表现得自然真切，很富有生活气息。

生活中，一对相恋的人因为偶然的小事而分手，分手后又后悔当初决定的草率者，并不少见。抛开词中男女主人公的身份地位，词中抒发的情感还是能引起人共鸣的。

元和十二年（817），元稹得刘猛、李余古题乐府诗数十首，读后感动万分，于是和作了十九首，把他在江陵、通州的所见所闻一一写进这组古题乐府诗里。《田家词》就是其中的一首，这首诗生动形象地表达了他“息兵革”的政治主张。此诗在艺术上很有特色。它自始至终几乎完全用农民自述的口吻、用白描的手法叙事，在貌似平和顺从的话语里，表现了农民痛苦的心声，蕴涵着农民的血泪控诉，因而具有更大的真实性和感人肺腑的力量。再加上短句的安排，叠字的选用，急促重浊的入声字的韵脚，不仅加强了诗的形象性和音乐性，声情和文情更加契合，深化主题，强化了感情，渲染了气氛，而且使这首古题乐府的特色更加鲜明。这正是元稹“颇近讴谣”的代表作。

全诗基本上可分为两大段。

第一段从“连昌宫中满宫竹”至“夜夜狐狸上门屋”，写宫边老人诉说连昌宫今昔变迁。

前四句是一段引子，先从连昌宫眼前乱竹丛生，落花满地，一派幽深衰败的景象下笔，引出宫边老人。老人对作者的泣诉可分两层意思。

第一层从“小年进食曾因入”至“杨氏诸姨车斗风”，写连昌宫昔日的繁华盛况。

寒食节，百姓禁烟，宫里却灯火辉煌。唐玄宗和杨贵妃在望仙楼上通宵行乐。琵琶专家贺怀智作压场演奏，宦官高力士奉旨寻找著名歌女念奴进宫唱歌。邠王李承宁（二十五郎）吹管笛，笙歌响彻九霄。李谟傍靠宫墙按着笛子，偷学宫里新制的乐曲。诗人在描绘了一幅宫中行乐图后，又写玄宗回驾时万人夹道歌舞的盛况。

第二层从“明年十月东都破”至“夜夜狐狸上门屋”，写安禄山叛军攻破东都洛阳，连昌宫从此荒废。安史乱平后，连昌宫也长期关闭，玄宗以后的五位皇帝都不曾来过。直到公元817年（元和十二年），使者奉皇帝命来连昌宫砍竹子，在宫门开时老人跟着进去看了一会，只见荆榛灌木丛生，狐狸野兔恣纵奔驰，舞榭楼阁倾倒歪斜，一片衰败荒凉。安史乱后，玄宗依然下榻连昌宫，晚景凄凉。宫殿成为蛇燕巢穴，香案腐朽，长出菌蕈来。当年杨贵妃住的端正楼，如今物是人非，再不见倩影了。

第二大段从“我闻此语心骨悲”至“努力庙谟休用兵”。通过作者与老人的一问一答，探讨“太平谁致乱者谁”及朝政治乱的因由。

诗中称赞姚崇、宋璟作宰相秉公选贤任能，地方长官清平廉洁，因而出现了开元盛世。姚、宋死后，朝廷渐渐由杨贵妃操纵。安禄山在宫里被贵妃养作义子，虢国夫人门庭若市。奸相杨国忠和李林甫专权误国，终于给国家带来了动乱和灾难。接着诗笔转而称赞当时宪宗皇帝大力削平藩镇叛乱，和平有望。结句，作者意味深长地点明主旨：祝愿朝廷努力策划好国家大计，安定社稷，结束内战，不再用兵。

这首诗针砭唐代时政，反对藩镇割据，批判奸相弄权误国；提出所谓“圣君贤卿”的政治理想。它含蓄地揭露了玄宗及皇亲骄奢淫佚的生活和外戚的飞扬跋扈，具有一定的历史上的认识意义。前代诗评家多推崇这首诗“有监戒规讽之意”，“有风骨”，把它和白居易《长恨歌》并称，同为脍炙人口的长篇叙事诗。

这首《连昌宫词》在艺术构思和创作方法上，受到当时传奇小说的影响。诗人既植根于现实生活和历史，又不囿于具体的历史事实，虚构一些情节并加以艺术的夸张，把历史人物和社会生活事件集中在一个典型环境中来描绘，写得异常鲜明生动，从而使主题具有典型意义。例如，有关唐玄宗和杨贵妃在连昌宫中的一段生活，元稹就不是以历史家严格实录的“史笔”，而是用小说家创造性的“诗笔”来描摹的。据陈寅恪的考证，唐玄宗和杨贵妃两人没有一起去过连昌宫。诗中所写，不少地方是根据传闻加以想象而虚拟。如连昌宫中的所谓望仙楼和端正楼，实际上是骊山上华清宫的楼名。李谟偷曲事发生在元宵节前夕东都洛阳的天津桥上，并不是在寒食节夜里连昌宫墙旁。其他如念奴唱歌，二十五郎吹笛，百官队仗避岐薛，杨氏诸姨车斗风等，都不出现在寿安县的连昌宫内或宫前。元稹充分发挥艺术的想象力，把发生在不同时间、不同地点上的事件集中在连昌宫内来铺叙，并且还虚构一些情节，用以渲染安史之乱前所谓太平繁华的景象，突出主题思想。从诗的自注中可以清楚地看出，作者对念奴唱歌、李谟偷曲等事所产生的历史背景，并不是不知道的，他如此处理，实在是有意识地学习唐人传奇所常用的典型化方法来创作。这样一来，整首《连昌宫词》在某些细节上虽不符合具体的历史事实，但却形象地反映了历史和社会生活发展的某些本质方面，具有艺术的真实性。至于诗中说到平吴蜀、定淮西等历史事件，则又具有历史的真实性和浓烈的现实感。

这首诗的情节，写得真真假假，假中有真，真假相衬，互相对照。正如陈寅恪所指出的那样：“连昌宫词实深受白乐天、陈鸿长恨歌及传之影响，合并融化唐代小说之史才诗笔议论为一体而成。”（《元白诗笺证稿》第三章）在我国叙事诗的发展史上，《连昌宫词》有独自的风格特色。

题材的因袭，包括不同文学形式对同一题材的移植、改编，都有一个再创造的过程。王维《桃源行》固然是成功的一例，而他的《夷门歌》同样也是故事新编式的杰作。

此诗题材出自《史记·魏公子列传》，即信陵君窃符救赵的历史故事。但从《魏公子列传》到《夷门歌》，有一重要更动：故事主人公由公子无忌（信陵君）变为夷门侠士侯嬴，从而成为主要是对布衣之士的一曲赞歌。从艺术手法上看，将史传以二千余字篇幅记载的故事改写成不足九十字的小型叙事诗，对题材的重新处理，特别是剪裁提炼上“缩龙成寸”的特殊本领，令人叹绝。

诗共十二句，四句一换韵，按韵自成段落。

一至四句交待故事的背景。先写七雄争霸天下的大势，后写“窃符救赵”事件的成因。以“何纷纷”三字道出天下大乱的局面，以“益围邯郸怠”退出情况的紧急，以“不救”二字表现出形势的严峻。

“”四句交代故事背景。细分，则前两句写七雄争霸天下的局势，后两句写“窃符救赵”的缘起。粗线钩勒，笔力雄健，“叙得峻洁”（姚鼐）。“何纷纷”三字将攻城杀将、天下大乱的局面形象地表出。传云：“魏安厘王二十年，秦昭王已破赵长平军，又进兵围邯郸（赵都）”，诗只言“围邯郸”，然而“益急”二字传达出一种紧迫气氛，表现出赵国的燃眉之“急”来。于是，与“魏王不救平原君”的轻描淡写，对照之下，又表现出一种无援的绝望感。

五至八句，写信陵君礼遇侯生。连用两个“愈”字，一是写出侯生的有意傲慢，二是写出魏公子的礼贤。“亥为屠肆鼓刀人，嬴乃夷门抱关者”两句，巧用原文，点化为对仗句。

赵魏唇齿相依，平原君（赵国贤公子）又是信陵君的姊夫。无论就公义私情而言，“不救”都说不过去。无奈魏王惧虎狼之强秦，不敢发兵。但诗笔到此忽然顿断，另开一线，写信陵君礼贤下士，并引入主角侯生。

“”信陵君之礼遇侯嬴，事本在秦兵围赵之前，故这里是倒插一笔。其作用是，暂时中止前面叙述，造成悬念，同时运用“切割”时间的办法形成跳跃感，使短篇产生不短的效果，即在后文接叙救赵事时，给读者以一种隔了相当一段时间的感觉。信陵君结交侯生事，在《史记》有一段脍炙人口的、绘声绘色的描写。诗中却把诸多情节，如公子置酒以待，亲自驾车相迎，侯生不让并非礼地要求枉道会客等等，一概略去。单挑面对侯生的傲慢“公子执辔愈恭”的细节作突出刻画。又巧妙运用“愈恭”“愈下”两个“愈”字，显示一个时间进程（事件发展过程）。略去的情节，借助于启发读者的联想，得到补充，便有语短事长的效果。两句叙事极略，但紧接二句交代侯嬴身份兼及朱亥，不避繁复，又出人意外地详。“嬴乃夷门抱关者也”，“臣乃市井鼓刀屠者”，都是史传中人物原话。“点化二豪之语，对仗天成，已征墨妙”（赵殿成《王右丞诗集笺注》），而唱名的方式，使人物情态跃然纸上，颇富戏剧性。两句妙在强调二人卑微的地位，从而突出卑贱者的智勇；同时也突出了公子不以富贵骄士的精神。两人在窃符救赵中扮演着关键角色，故强调并不多余。这段的一略一详，正是白石道人所谓“难说处一语而尽，易说处莫便放过”，贵在匠心独运。

九至十二句专写侯生，与首段呼应。以“献奇谋”，即策划窃符救赵及夺晋鄙军写出其智；以“向风刎颈”写出其义。末两句写得慷慨豪迈，感人颇深。

“非但慷慨献奇谋，意气兼将生命酬。向风刎颈送公子，七十老翁何所求！”最后一段专写侯生，既紧承前段又遥接篇首，回到救赵事上来。“献奇谋”，指侯嬴为公子策划窃符及赚晋鄙军一事，这是救赵的关键之举。“意气”句则指侯嬴于公子至晋鄙军之日北向自刭事。其自刎的动机，是因既得信陵君知遇，又已申燕刀一割之用，平生意愿已足，生命已属多余，故作者着力表现这一点。末二句议论更作波澜，说明侯生义举全为意气所激，并非有求于信陵君。慷慨豪迈，有浓郁抒情风味，故历来为人传诵。二句分用谢承《后汉书》杨乔语（“侯生为意气刎颈”）和《晋书·段灼传》语（“七十老公复何所求哉！”）而使人不觉，用事自然入妙。诗前两段铺叙、穿插，已蓄足力量，末段则以“非但”、“兼将”递进语式，把诗情推向高峰。以乐曲为比方，有的曲子结尾要拖一个尾声，有的则在激越外戛然而止。这首诗采取的正是后一种结尾，它如裂帛一声，忽然结束，却有“慷慨不可止”之感，这手法与悲壮的情事正好相宜。

此诗写战国时隐者义士侯嬴献策救赵，慷慨捐驱的壮烈行为，热烈歌颂侯嬴和朱亥这些出身下层的英雄人物见义勇为的豪侠精神，也赞扬了信陵君能任用贤才的开明政治风度。

此诗把一个有头有尾的史传故事，择取三个重要情节来表现，组接巧妙、语言精炼、人物形象鲜明，代表着王维早年积极进取的一面。唐代是中下层地主阶级知识分子在政治上扬眉吐气的时代，这时出现为数不少的歌咏游侠的诗篇，决不是偶然的。《夷门歌》故事新编，溶入了新的历史内容。

诗人只身北去，对广陵的亲故怀着极为深沉的感情。但这种感情，表现得颇为含蓄。读者从诗中感觉到的，诗人并没有直接说出来，只是摄取了眼前景物，淡墨点染，构成一种凄迷的气氛，烘托出一种执着的情感。

诗的前两句画出暮色中空荡荡的淮河，诗人欲行而踟蹰的情态，描绘一种空旷孤寂之感。接下去，茫茫楚天挂上了霏霏雨幕，远处山寺又传来一声接一声悠长的暮钟，寂寞变成了凄怆，羁旅之情更为深重。有了这样浓郁饱满的感情积蓄，五六两句才轻轻点出“离思”二字，像凄风偶然吹开帷幕的一角，露出了诗人憔悴的面容。按说诗写到这里，应直接抒写离思之情了，然而没有。诗人还是隐到帷幕后面，他只在迷蒙雨幕上添一只疾飞的伶仃小鸟。这小鸟，从“独”字看，是失群的；从“下”字看，是归巢的；从“东南”二字看，是飞往广陵方向去的。既是失群的小鸟，睹物及人；既是归巢的小鸟，它尚且有一个温暖的窠巢，读者很容易为诗人兴“断肠人在天涯”之叹。既是飞往广陵方向的小鸟，诗人的心也在跟着它飞翔。而且，鸟归东南，离巢愈近；人往西北，去亲愈远。此情此境，诗人难堪，读者也为之凄恻。因此，读者自然而然地与诗人同时发出深沉的一问：“广陵何处在？”这一问，怅然长呼，四野回响，传出了期望回答而显然得不到回答的曲曲苦情，写出了想再一次看见亲故而终于无法看见的心理状态。而正在此时，声声暮钟，不断地、更深沉更晌亮地传到耳边，敲到心里；迷蒙雨雾，更浓密更凄迷地笼罩大地，笼罩心头。于是，天色更暗淡了，心情也更暗淡了。

这诗写离别之情，全用景物烘托，气氛渲染。诗中景物凄迷，色彩黯淡，钟声哀远，诗人把自己的感情藏在轻纱帷幕后面，触之不能及，味之又宛在。且这种感情不仅从一景一物中闪现，而是弥漫全诗，无时不在，却又无处实有，无时实在，使诗具有一种深远的意境，深沉的韵致。

全诗意在记叙韩愈撰写“平淮西碑”碑文的始末，竭力推崇韩碑的典雅及其价值。情意深厚，笔力矫健。韩碑既未抹煞李愬雪夜破城的丰功，也未特别铺张裴度的伟绩，态度比较公允。李商隐极力推崇韩碑，也就是同意韩氏的观点。叙议相兼，在艺术风格上受到韩愈《石鼓歌》的影响。清人屈复《玉溪生诗意》中说：“生硬中饶有古意，甚似昌黎而清新过之。

这首诗是一则历史。公元817年（宪宗元和十二年），宰相裴度率兵平定淮西，但首先破蔡州生擒叛者吴元济的是大将李愬。宪宗命韩愈撰《平淮西碑》时，韩主要是突出了裴度在执行宪宗旨意后的运筹帷幄，引起李愬不满。愬妻（唐安公主之女）进宫诉说碑文不实，宪宗就命翰林学士段文昌重新撰文勒石，观点迥然不同。李商隐是完全赞同韩愈观点的，诗中强烈地表达以对《韩碑》被磨去的愤慨，更热情地歌颂了这篇碑文。本诗基本上是叙述性的，但笔力矫健，很有感情，诗中一些名句也一直为人传诵。

曲江的兴废，和唐王朝的盛衰密切相关。杜甫在《哀江头》中曾借曲江今昔抒写国家残破的伤痛。面对经历了另一场“天荒地变”──甘露之变后荒凉满目的曲江，李商隐心中自不免产生和杜甫类似的感慨。杜甫的《哀江头》，可能对他这首诗的构思有过启发，只是他的感慨已经寓有特定的现实内容，带上了更浓重的悲凉的时代色彩。

一开始就着意渲染曲江的荒凉景象。这里所蕴含的并不是吊古伤今的历史感慨，而是深沉的现实政治感喟。“平时翠辇过”，指的是事变前文宗车驾出游曲江的情景：“子夜鬼悲歌”，则是事变后曲江的景象，这景象，荒凉中显出凄厉，正暗示出刚过去不久的那场“流血千门，僵尸万计”的残酷事变。在诗人的感受中，这场大事变仿佛划分了两个时代：“平时翠辇过”的景象已经成为极望而不可再见的遥远的过去，眼前面对的就是这样一幅黑暗、萧森而带有恐怖气氛的现实图景。“望断”、“空闻”，从正反两个方面暗寓了一场“天荒地变”。

三、四承“望断”句，说先前乘金舆陪同皇帝游赏的美丽宫妃已不再来，只有曲江流水依然在寂静中流向玉殿旁的御沟（曲江与御沟相通）。“不返”、“犹分”的鲜明对照中，显现出一幅荒凉冷寂的曲江图景，蕴含着无限沧桑今昔之感。文宗修缮曲江亭馆，游赏下苑胜景，本想恢复升平故事。甘露事变一起，受制家奴，形同幽囚，翠辇金舆，遂绝迹于曲江。这里，正寓有升平不返的深沉感慨。下两联的“荆棘铜驼”之悲和“伤春”之感都从此生出。

第五句承“空闻”句。这里用西晋陆机“华亭鹤唳”典故，用以暗示甘露事变期间大批朝臣惨遭宦官杀戮的情事，回应次句“鬼悲歌”。第六句承“望断”句与颔联。这里用西晋索靖“泣铜驼”典故，借以抒写对唐王朝国运将倾的忧虑。这两个典故都用得非常精切，不仅使不便明言的情事得到既微而显的表达，而且加强了全诗的悲剧气氛。两句似断实连，隐含着因果联系。

末联是全篇结穴。在诗人看来，“流血千门，僵尸万计”的这场天荒地变──甘露之变尽管令人心摧，但更令人伤痛的却是国家所面临的衰颓没落的命运。痛定思痛之际，诗人没有把目光局限在甘露之变这一事件本身，而是更深入地去思索事件的前因后果，敏锐的觉察到这一历史的链条所显示的历史趋势。这正是此篇思想内容比一般的单纯抒写时事的诗深刻的地方，也是它的风格特别深沉凝重的原因。

这首诗在构思方面有一个显著的特点：既借曲江今昔暗寓时事，又通过对时事的感受抒写“伤春”之情。就全篇来说，“天荒地变”之悲并非主体，“伤春”才是真正的中心。尽管诗中正面写“伤春”的只有两句（六、八两句），但实际上前面的所有描写都直接间接地围绕着这个中心，都透露出一种浓重的“伤春”气氛，所以末句点明题旨，仍显得水到渠成。

其一

酒宴上的蜡烛烧残了大半，烛芯的灰烬也冷却了。用“冷灰残烛”，说明送别的筵宴已近尾声，阖座的人触动离情。在这种惨淡的气氛中，十岁的冬郎触发了诗思，飞速地挥写成送别的诗章。这就是此篇头两句对当年情景的追述。别宴的情况交代简略，重点突出冬郎题诗，是为了主题的需要。

记事已毕，转入评赞。为了不使诗句沦于一般的套语，诗人使用了比喻的手法，将冬郎父子比作凤，以“雏凤清于老凤声”表明青出于蓝，抽象的道理从而转化为具体的形象。如此还不够生动。诗人又联想到，传说中凤凰产在丹山，它喜欢栖息的是梧桐树。经过想象的驰骋，便构成这样一幅令人神往的图景：遥远的丹山道上，美丽的桐花覆盖遍野，花丛中不时传来雏凤清脆圆润的鸣声，附和着老凤苍凉的呼叫，显得更为悦耳动人。这是非常富于诗情画意的描绘。看了这幅图画，冬郎的峥嵘年少和俊拔诗才就都跃然纸上了。

使用鲜活生动的联想和想象，将实事实情转化为虚拟的情境、画面，这可以说是李商隐诗歌婉曲达意的又一种表达形式。一首本来容易写得平凡的寄酬诗，以“雏凤声清”的名句历来传诵不衰，除了诗人对后辈的真切情意外，跟这样的表达形式是分不开的。

其二

李商隐自注：“沈东阳约尝谓何逊曰：‘吾每读卿诗，一日三复，终未能到。’余虽无东阳之才，而有东阳之瘦矣。”《南史·何逊传》：“沈约尝谓逊曰：‘吾每读卿诗，一日三复，犹不能已。’”

李商隐自注在文字上与此语略有出入。凭：请。何逊：南朝梁代著名诗人。《南史·何逊传》：“逊字仲言，八岁能赋诗，弱冠，州举秀才。南乡范云见其对策，大相称赏，因结忘年交。”何逊与范云曾合作写《范广州宅联句》一诗：“洛阳城东西，却作经年别。昔去雪如花，今来花似雪。濛濛夕烟起，奄奄残晖灭。非君爱满堂，宁我安车辙。”此诗的前四句为范云作，后四句为何逊作。东阳：沈约（441—513）字休文，号东阳，吴兴武康（今浙江德清）人，南朝著名的文学家。沈约自幼孤贫，笃志好学，博览群书，历仕宋、齐、梁等三朝，官至尚书令，封建昌县侯。瘦：瘦弱。《南史·沈约传》：“初，约久处端揆，有志台司。论者咸谓为宜，而帝（梁武帝）终不用。乃求外出，又不见许。与徐勉素善，遂以书陈情于勉。言己老病，百日数旬，革带常应移孔（意谓自己年老多病，因瘦弱的缘故，身上的腰带常常要移动孔洞）。”

在写法上，此诗别开生面。首句中的“各”字，紧扣诗题“兼呈畏之员外”，写与韩瞻天各一方的思念之情。二句顺势而下，将这种思念之情从冬季延续到春天，即通过时间上的延长暗寓思念之长久。三四句回到赞扬韩偓的诗才方面，“瘦尽”二字回应首句中的“苦辛”，以沈约瘦弱之事并写两面，一写才不如韩偓，二写身世之感，暗寓诗人政治上的失意。